[學子論文]“煩人”的廣場舞：媒介形象危機與反思【2】

（二）存在貼標簽和污名化現象

媒介形象的話語建構研究中，經常採用標簽理論解釋建構過程和原因。標簽理論來源於符號互動理論，認為一個人被貼上“標簽”，是與周圍環境中的社會成員對他及其行為的定義或標定過程密切相關的。“標簽化”既是基於社會成員的普遍共識，也是記者在新聞生產中簡單化操作的表現。這種“標簽化”的新聞操作，可以極大提高新聞的生產速度，形成強烈的社會效應。大眾傳媒對於廣場舞活動的“標簽化”的定義過程，伴隨著抽離廣場舞的正面意義，對其進行“污名化”的操作。污名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是將群體偏向負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並由此掩蓋其他特征，成為在本質意義上與群體特征對應的“指稱物”[3]。

從樣本報道的內容分析結果來看涉及“廣場舞”的新聞報道中存在大量的“污名化”的標簽，通過對這些標簽的可以粗略地勾勒出大眾傳媒對廣場舞活動污名化的一般圖景。將污名化特征、報道例証、和具體描述結合起來，梳理出媒體對廣場舞活動進行污名化操作的三種類別：

1.噪音擾民的廣場舞。《警方對廣場舞開出首張罰單》，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如《溫州鹿城區制定“廣場舞公約”》、《復旦大學教授發明噪音逼停器》、還有評論會為《廣場舞“靜音”點贊》，在兩會期間更有報道稱《廣場舞擾民已影響社會穩定和諧》等等。

2.佔領公共空間的廣場舞。中國城市大多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之間距離較小，參與者眾多的廣場舞會佔用原已稀缺的公共空間資源，而媒體往往不追究深層次原因，慣於用負面傾向的“佔領”一詞來展示這種矛盾：如《廣場舞大媽佔領上海地鐵口》、《長沙小區場地場地不夠用 廣場舞“佔”酒店門口》等，隨之還有對廣場舞佔領紅場、佔領盧浮宮的戲謔式新聞。

3.參與者素質低下。在對廣場舞參與者的報道中，媒體所呈現的多數是負面的形象：《城管高考前勸阻廣場舞 遭大叔大媽圍攻》、《廣場舞老人為爭場地大打出手》等等，廣場舞參與者被貼上了好斗、不明事理、自私自利的標簽。

此外，在新媒體環境下，普通網民獲得了話語賦權，普通的網民群體擁有表達偏見、排斥和痛恨等進行集體情感宣泄的可能，並通過“貼標簽”方法，使得參與廣場舞的群體被話語建構為具有各種負面特征的劣質群體。正如福柯所說，話語並不是被動地反映一種預先存在的現實，而是一種我們對事物施加的暴力[4]。這樣的一種話語表達，往往使得偶發的行為在被集體貼上“廣場舞”標簽后，轉變成了一系列顯示群體對立、社會分裂的新聞事件。如：《廣場舞大媽“攻入”莫斯科 引來當地警察》的新聞：大媽佔領莫斯科紅場，最后由於音樂聲太大，現場有人打電話，警察緊急趕到，大媽們才散去。這則消息在網絡上被廣泛轉發遭到了普遍的調侃、指責，而據隨后媒體的調查，事實是中國旅行者的觸景生情地即興而舞，更未遭到警察驅趕。

貼標簽和污名化是兩種簡化認知的方式，在信息海量、信息發達的時代尤為明顯和直接，會使得受眾對認知對象產生刻板印象。其實，廣場舞也有健身益處，也有個別如《高考期間大媽們承諾廣場舞“停跳三天”》的正面報道，在大量污名化的背景中這些報道更值得被更廣泛地宣傳。

（三）呈現方式奇觀化

通過對樣本的分析，媒體呈現的“廣場舞”媒介形象時存在奇觀化特點。這主要表現在媒體對“廣場舞”報道主題的選擇上具有強烈的反差性，媒體更多傾向於採用具有爭議性、相關性的消息來源，尤其是那些曲折的、沖突的、獵奇的、能夠迎合受眾需求的事件，如在報道沖突時，往往強調的是相關主體採取的種種不理性手段：如《廣場舞池疑因廣場舞擾民被潑機油臭豆腐》、《高音炮大戰廣場舞》等。

從新聞制作層面來看，媒介的商業屬性使其追求經濟效益，為吸引受眾眼球，必然要迎合受眾的需求，制作他們感興趣的新聞;從受眾認知的角度來看，那些符合受眾自身期待的新聞總是更容易受到他們的關注。

另外，受眾心理研究也表明了受眾總是存在著獵奇心理，求新的同時也衷於“求異”。因此，當受眾認知與新聞制作相結合后，便產生了媒體對“廣場舞”媒介形象的奇觀化呈現。

總之，媒體在呈現“廣場舞”媒介形象時總是不可避免地將主觀意識滲透其中，意圖採用一種獵奇的、沖突的、爭議的、戲劇的奇觀邏輯，以此達到吸引受眾眼球的目的。

四、廣場舞形象危機走向轉機的路徑

從整個社會系統而言，網絡媒體在報道廣場舞的表現，實際上已使廣場舞媒體形象出現危機。但危機也意味著轉機，關鍵在於媒體、廣場舞參與者、管理部門等相關主體如何找到實現轉機的途徑和方法。從媒體的角度來講，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路徑進行嘗試：

（一）注重傳媒接近權的平衡

傳媒接近權是指社會公眾利用傳媒闡述主張、發表言論以及展開各種社會文化活動的權利，其核心是在大眾“意見市場上”對各類群體的各種意見、觀點的交流保持同樣的被表達的機會，特別是在某種意見、思想或形象佔據主要傳媒資源的情況下，要注意保障相關各方對於媒介的接近權。從社會學角度看，群體通過媒介發表意見、展示生活圖景有助於增強社會的認同感，實現社會整合。

廣場舞的參與者是中老年人，例如其中佔到多數的“大媽”群體。近兩年當“大媽”遇上“廣場舞”媒體多是批評、嘲弄的態度。當然並不是所有中老年婦女都是“大媽”，大媽其實是專屬於中老年婦女中的底層和藍領的稱呼[5]。由於社會政治經濟地位及文化水平所限，大媽們在媒介接近權上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對此媒體理應注意到這一狀況，為廣場舞參與者的發生提供機會，堅持全面、平衡的報道原則，而不是一味的嘲笑和污名化，這是化解廣場舞相關矛盾的保障。

（二）把握商業化運營的“度”

在考察媒體說呈現的廣場舞形象動機時不能忽略經濟因素的影響。當前我國新聞媒體是“事業性質、企業管理”的雙重屬性，隨著當前傳媒間競爭的日趨激烈，每一家媒體都需重視商業化運營的效果，一些媒體出於生存壓力和自身利益的考量，片面地追求新奇性、刺激性，娛樂至上的報道傾向越來越明顯，媒體的報道逐漸與新聞的本質漸行漸遠。媒體對於廣場舞報道的很多視角往往側重於突出強調事件的“賣點”，新聞報道的公平性、公正性卻被忽略了。

因此，新聞媒體應把握好商業化運行的“度”，注重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平衡，不能完全以市場為導向，忽視社會效益，努力做到“責任優先、效益並重”的和諧統一。

（三）利用好議程設置，引導輿論

新聞媒體與輿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它可以引發輿論，“新聞界也不能經常成功地告訴人們持什麼觀點，但它能極其成功地告訴讀者應該考慮些什麼問題[6]。媒體通過對信息進行篩選與過濾，會突出報道那些他們認為重要的信息，並通過強化報道把其上升公眾關注的焦點，這樣就可以引發輿論，也就是說，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與輿論密切相關。另一方面，新聞媒體還可以引導輿論，人們通過媒體提供的信息認識外部世界，並把之作為行動依據和決策參考。

因此，作為“廣場舞”新聞建構主體的大眾媒體，應盡量堅持客觀原則，避免“標簽化”思維對於“廣場舞”的污名化新聞操作，自覺地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充分發揮輿論引導功能，在對目前飽受爭議的廣場舞進行傳播與報道時，更要注重報道可能造成的社會效果。

同時，媒體在議程設置中要避免報道視角單一，要全面綜合的觀察廣場舞所涉及的各方面問題。在關注廣場舞引發的矛盾時，需調查、解讀問題產生的根源，切莫在單一的議程設置的影響下，造成廣場舞議題的失衡。

結語

廣場舞產生和發展於人民群眾中，普通群眾既是它的創造者又是它的表演者，所以這種藝術能夠深深扎根於廣大群眾的社會生活中，久盛不衰。我們需要及時地審視廣場舞這一活動在當前媒介所建構出的形象危機。作為建構廣場舞網絡形象最重要的通道和載體，大眾傳媒應該發揮出更為合適的作用，全方位反映廣場舞活動的全貌，充分展示各個相關群體的訴求，為社會提供一個協商、討論的平台，充分發揮媒體促進社會穩定、協調社會群體間矛盾的社會公器的職能。

（作者系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專業）

參考文獻

[1] 代敏.《武漢主城區中老年人廣場舞開展現狀調查與分析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碩士論文. 2011

[2] 陽建.《湖南舉辦全國首屆原創廣場舞大會 廣場舞友過億》新華網湖南頻道[N]. 2013年10月12日

[3] 姜方炳.《污名化:網絡暴力的風險效應及其現實隱喻——以李剛門事件為分析個案》[J].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2(5):50

[4]郭於華. 傾聽底層[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378

[5] 丁克著.《大媽污名化的背后》[J].《祝你幸福（午后）》,2014(2):9

[6] 邵培仁.媒介管理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