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穆青談當代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擔當

【摘要】被譽為“人民記者”的穆青在新聞一線工作了60余年，始終堅持“勿忘人民”的新聞理念和顧全大局的政治覺悟，加之獨具魅力的記者人格，使其成為當之無愧的新聞大家。他一生創作了許多鼓舞人心、令人難忘的新聞名作，這些作品有膽有識，立足時代，傳播社會正能量，為人民群眾樹立了先進典型。無論是穆青本人還是他的作品，都詮釋著我黨新聞工作者應有的社會責任擔當，為我們當今的新聞工作者留下了寶貴的啟示。

【關鍵詞】穆青﹔社會正能量﹔社會責任擔當

穆青作為我國當代著名的新聞巨擘，其60余年的新聞生涯中創作了眾多經典作品，這些作品或反映了風雨如晦的年代裡革命者的無懼無畏，或反映了急劇變化的新時代裡建設者的蓬勃奮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20世紀中國新聞史的寫照，而貫穿其中的主線便是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擔當。穆青終生踐行對黨和人民負責，以推動社會發展為己任，為行業樹立標杆。他孜孜不倦地追求在生活的激流中寫出時代的篇章，用新聞作品鼓舞群眾、催人奮進，唱響時代主旋律，傳播社會正能量。

一、名家——鐵肩擔道義

1.“勿忘人民”的新聞理念

穆青“勿忘人民”的感情源起可以追溯到1945年。當時穆青是新華社挺進東北的先遣小分隊成員，在茫茫雪原急行軍時他雙腿嚴重被凍，多虧宿營地老大爺的感人救助才平安無事。此事成為穆青感恩人民的由頭，讓他一生都覺得欠了百姓的債，這種情結在穆青心頭纏繞，最終積澱成“勿忘人民”四個大字。除了自己的生活感悟，“勿忘人民”還是穆青深入學習無產階級新聞觀后的鄭重抉擇。穆青1942年走進解放日報開始記者生涯，適逢整風運動，當時的新聞界集中糾正了黨性不強、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等問題，確定了“全黨辦報”的思想，形成了唯物主義新聞觀。這些教育為穆青打實了無產階級新聞觀的思想基礎，使其在今后的工作中始終堅持“深入群眾、不尚空談”。1988年4月，穆青到新華社福建分社考察工作，第一次為廈門支社鄭重題寫下“勿忘人民”四個大字，作為他送給基層新聞工作者的一份囑托。[1]后來他多次題寫該詞，還在不同場合闡述和解讀“勿忘人民”的思想。可以說“勿忘人民”是穆青最閃耀、最具代表性的符號，也是其一生秉持的新聞理念。在穆青看來，人民群眾是記者成長的沃土，是新聞報道的不竭源泉。一名好記者必須扎根基層，了解人民群眾的所思所想，自覺地與人民群眾“建立水乳交融的思想感情”。穆青正是具備了這樣的新聞理念，才能始終站在時代的潮頭，滿腔熱血地謳歌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反映人民群眾的願望和呼聲。

2.以大局為重的政治覺悟

一個成熟的記者，其視野不能囿於一隅、執於一端，必須有以大局為重的政治覺悟。隻有這樣，記者才能頭腦清醒、沉著冷靜地面對復雜問題和突發事變。穆青的成長深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影響，毛澤東、余光生、博古、陸定一等前輩都對他進行過教育。穆青繼承他們的馬列主義新聞輿論思想，結合自己的工作實踐，逐漸形成了顧全大局的政治覺悟。在他看來，搞宣傳的同志要完成自己的職責就必須深入了解黨的意圖，考慮自己的宣傳工作對大局是起到積極的作用還是消極的影響，能不能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所謂的懂大局就是要知道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哪兒，就是要知道老百姓最渴望的點兒在什麼地方。隻有心懷大局，記者寫出來的文章“才會像拳頭一樣敲在時代繃得最緊的那根弦上，才能夠震撼人心，產生強大的影響力。”[2]隻有心懷大局，記者才能把握好新聞報道的基調，對黨的事業負責、對革命事業負責、對人民群眾負責。

另外，新聞工作者在顧全大局的同時還要有堅定的立場。這個立場就是要堅持黨性原則。黨性原則是無產階級新聞觀的重要原則，新聞事業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新聞工作者都是黨和人民的喉舌，肩負著宣傳黨的主張、組織和教育群眾、維護無產階級勞動者的根本利益等使命。穆青正是有這樣堅定的立場，才能在“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等歷史關鍵時刻迎難而上，透過紛繁復雜的事物表象看到我黨的真正主張，聽到人民群眾的熱切呼聲，有效地完成“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的工作。

3.獨具魅力的記者人格

穆青認為，新聞工作者要先為人，再做記者。如何做人是記者成才的先決條件。一個記者不管是不是黨員都要正直、正派，如果連做人都做不好，就不用談什麼成才。所以，穆青非常愛惜記者的聲譽，一生堂堂正正、兩袖清風，將“文章不為千金賣”奉為圭臬。從基層走出來的穆青后來一直擔任新華社的重要領導工作，但他依然保持清正廉潔的作風，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不擺一點官架子。毛澤東同志曾經說，“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而穆青一生“拙於交際，不喜歡場面，盡管在官位上做了幾十年，卻始終對官場的應酬顯得呆板、木訥。然而一到老百姓中間他就‘活’了，神採飛揚，渾身通泰”[3]。這成了穆青獨特的人格魅力。具備了這樣人格的穆青深受人民群眾的愛戴，他與諸多採訪對象建立了幾十年的深厚友誼。這樣的記者寫出的作品也必定包含真情、思想深刻，能夠贏得老百姓的信任，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

另外，穆青還始終堅守在新聞第一線，扎根基層，深入調研，力求新聞的真實性，對虛假新聞“零容忍”。這種扎扎實實的性格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新聞工作者的優良傳統，展現了他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忠誠，是弘揚新聞職業道德的典范。

二、名作——妙筆著文章

1.兩破“禁區”的膽與識

新聞工作者在享有話語權的同時還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穆青曾是新華社的大領導，也是位資深記者，與普通記者相比擁有相當大的話語權。所以在報道什麼、不報道什麼和怎麼報道時他需要思考更多東西，這也讓我們看到了他新聞作品中不凡的膽與識。“大躍進”以后，中央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國民經濟開始復蘇。此時的穆青一直在思考如何通過新聞報道唱響主旋律，挖掘英雄精神鼓舞人心，於是他撰寫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文。這篇稿子有兩個棘手問題，一是要不要寫階級斗爭，二是要不要寫災荒。當時毛澤東提出“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在這種形勢下如果不寫階級斗爭是很危險的。但是穆青在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后認為蘭考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改造環境，不存在階級斗爭，所以他決定“蘭考沒有階級斗爭，我們不寫”[3]。而災荒問題在當時也是不能觸及的禁區，穆青思考良久后最后決定必須要寫，因為隻有真實反映蘭考的災荒慘狀，才能體現出焦裕祿帶領蘭考人民抗災求生的艱難，也才能體現“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邁。

1978年，穆青等人又寫了《為了周總理的囑托——記農民科學家吳吉昌》一文，大膽打破了不能批評“文化大革命”的禁區。在穆青看來，吳吉昌這位共產黨員被當成了黨的“敵人”飽受迫害，但依舊為科學和真理而奮斗，不負周總理的囑托繼續種棉花，這是優秀共產黨人的真實寫照。所以他“一定要寫。不僅要寫，而且要通過吳吉昌的遭遇，控訴‘文化大革命’對那麼多人的迫害”。文章的結尾“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像吳吉昌這樣的遭遇，連同產生它的時代背景，都一去不復返了”。這樣的表述雖然含蓄，但也是在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其中的膽識不言而喻。

2.求真務實、貼近群眾的文風

穆青的作品求真務實、貼近群眾，他筆下的人物和事件朴實感人、生動活潑，讓人讀起來覺得真實可信。他說，“文章要寫得朴實些、生動些，用事實感人，感人的事例才能打動人心。我不想讓年輕人學那種華麗浮躁的文風”。[4]他的新聞中常常運用群眾的語言和敘述方式。有的是直接實錄群眾的原話，例如在《“革命又回來了！”》這篇通訊中，他引用一個老革命的原話：“我們有的是腦殼，砍掉老的，還有小的，越殺越革命。”有時是借用農民常用的諺語或順口溜，例如他形容大包干前集體經濟財務是“糊涂廟，糊涂神，糊涂糨糊一大盆”。這些作品的寫作風格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讀起來朗朗上口，頗具生活氣息，深受讀者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