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傳播學分析

摘 要：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打破了中國作家諾獎“零突破”的歷史，標志著中國文學作品創作歷程中的一座裡程碑，同時也反映了作品的“有效傳播”對莫言獲獎產生重要影響。文章從傳播學的角度展開分析，立足於傳播內容、傳播途徑和傳播技巧三個層面探討對莫言獲獎起到的推動作用，分享莫言作品成功打入國際市場的“有效傳播”經驗。

關鍵詞：傳播學﹔諾貝爾文學獎﹔有效傳播

2012年10月11日，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中國作家榮獲“諾獎”第一人。莫言的作品，以其獨特的主題內容贏得國際受眾以及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的認可。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佩爾•韋斯特伯格給予莫言作品高度評價：“在我作為文學院院士的16年裡，沒有人能像他的作品那樣打動我，他充滿想象力的描寫令我印象深刻。目前仍在世的作家中，莫言不僅是中國最偉大的作家，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1]”莫言的成功是中國文學獲得國際認可的標志，同時也是中國文學作品在國際市場進行有效傳播的典范。

一、傳播內容：優秀的內容是作品有效傳播的前提

無論是媒介技術還是媒介制度、受眾接受，傳播內容始終是傳播的樞紐。傳播學認為，傳播過程有三個重要環節：傳播者、傳播內容、接受者。其中，作為傳播活動的中心環節，一是“是什麼”，即內容系統所包含的特定意義，這是傳播內容的核心﹔二是“怎麼說”，即內容系統包含的傳播方式，它的作用舉足輕重，不可忽視[2]。對於莫言的作品而言，其傳播內容主要是指其作品的內容。

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原則是“不論國籍，但求對全人類有偉大貢獻，且具有理想傾向的杰出的文學作品”。莫言之所以能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也正是因為其優秀的作品內容，這從評委會對其授獎詞“莫言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中可以看出。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莫言已因其優秀的作品內容享譽國內外。

在國內，他幾乎囊括了中國文學界的所有獎項，其中包括“大家文學獎”、“鼎鈞雙年文學獎”、“矛盾文學獎”等等，排名中國作家實力榜第一位。在國外，他也獲得多項國際文學大獎，其中包括法蘭西文學與藝術騎士勛章、意大利第三十屆諾尼諾國際文學獎、福岡亞洲文化獎等等，成為中國當代最有世界知名度的作家之一。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是因為其作品內容關注人類生存狀態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於全球作家而言，優秀的作品內容是爭奪諾貝爾文學獎的核心條件。

二、傳播途徑：適當的傳播途徑是作品有效傳播的保証

對於全球作家來說，要想角逐諾貝爾文學獎，除了加強作品的創作外，還必須通過一定的傳播途徑來擴大作品的傳播范圍，即作品要突破國內傳播的局限，使其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的傳播，進而提高作品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

1.“翻譯傳播”是莫言作品成功掃除傳播語言障礙的“基礎途徑”。語言障礙是信息在傳播者和受眾之間的基本障礙，它極大地阻礙了有效傳播。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長河中，任何想獲獎的作品必須面臨並急需解決跨文化傳播的問題，而作品翻譯是跨文化傳播的基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和逐步深入，我國與國際間的交流逐漸增多，其中也包括文學。從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歐洲國家及美國、日本等國加大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譯介和引進。盡管如此，在國外得到傳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仍然有限。據統計，2009年美國全年的外國文學出版總數裡，中國小說僅佔4%。然而，在那些為數不多的被各國譯介的作品名單裡，莫言的名字出現頻率較高。在中國當代小說家中，莫言是作品被譯介到國外最多的人。迄今，莫言的作品已有了英、法、德、俄、日、瑞等語言版本，其中《紅高粱家族》有16種譯本，長篇小說《酒國》有6種，《豐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等也有多種譯本。在莫言作品現有的翻譯版本中，英文版發行量達3萬冊，其它意、法文也各有1萬多冊。盡管發行量遠不及中國內地，但可以看出，他的作品在國際上已經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這為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奠定了基礎。

2.“名人效應”傳播是莫言作品成功借助經驗傳播的“關鍵途徑”。受眾在接受、認知某一傳播實踐時，總是建立在經驗的判斷基礎之上。受眾在信息的選擇和接受過程中往往會依據他個人的獨特經驗去理解補充信息的多義性和不明性。例如刻板印象就是典型的頑固經驗。所謂名人效應，是指因名人的出現而達成的引人注意、強化事物、擴大影響的效應，或者是人們模仿名人的心理現象的統稱。諾貝爾文學獎章程的規定，諾貝爾文學獎隻接受四種人推薦：（1）歷屆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2）各國科學院院士或相當於院士資格的人﹔（3）各國高等學府中的語言和文學教授﹔（4）各國作家協會的主席和副主席（不包括理事、會員）。從規定中可知，歷屆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的推薦在作品評判中佔據重要的地位。主要因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實行終生制，他們通常可以多年從事這個職務，很多往屆獲獎者都是他們評選出來的，對於這些獲獎者的作品風格已形成某種刻板印象。大江健三郎與莫言是多年的好友，並對莫言的作品非常欣賞。他曾多次在公眾場合表達過莫言一定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只是時間問題。而大江健三郎是“兩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在“諾獎”評委中有極高的聲譽。對於他推薦的作家及作品，評委會格外看重。這樣，莫言作品在評委心中的印象分就會無形的提高，莫言的作品在傳播過程中，由於受大江健三郎等名人的影響，促使其最終的傳播效果得到提升。

三、傳播技巧：實用的傳播技巧是作品有效傳播的推力

“噪音”是1949年由美國兩位信息學者C.香農和W.韋弗在《傳播的數學理論》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傳播並不是在封閉的真空中進行的，傳播過程內外的各種障礙因素都會對訊息進行干擾。其后，美國傳播學家梅爾文。德弗勒在其提出的互動過程模式中對“噪音”概念進行了拓展，他認為噪音不僅對訊息而且對傳達和反饋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和要素都會產生影響[3]。而在翻譯傳播中，“噪音”可以理解為“理解障礙”，其中包括語言、文化、審美、認知等方面的障礙。

國際知名比較文學專家與翻譯理論家謝天振教授在《譯介學》中說：“在任何一個國家裡都有一個能閱讀原文作品的讀者群，然而，外國文學的影響卻不是通過這批讀者產生的，也不是通過其本身產生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它仍需要借助翻譯才能產生。[4]”莫言的作品要想在國際上得到傳播，必須將其翻譯成接受國的語言。當前，歐美國家在國際上佔據主導地位，英、法兩種語言成為全球通用的語言。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全都是在西方文化熏陶下成長的，他們在審視作品時，難以擺脫西方語言審美意識的影響。這樣，對於非英語、法語寫作的作家而言，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影響力，並受到“諾獎”評委的認可，必須打通語言這一關卡。這一點在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得到印証。1913年，印度詩人泰戈爾成為亞洲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詩作最初多由孟加拉語寫作，但在國際上影響力甚微。而后泰戈爾本人親自將其作品譯成英文后獲得世界性贊譽。

傳播學認為，信息的傳播過程實質是傳播者“編碼”與受傳者“譯碼”的過程。所謂“編碼”，是指傳播者將信息轉化成可供傳播的符號或代碼﹔“譯碼”是指受傳者將接收到的符號或代碼還原為有意義的信息。在翻譯傳播中，翻譯者是選擇、加工信息的傳播者，而譯語讀者是對信息進行選擇、過濾和內化的受傳者。由於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國家的受眾對於同一信息的解讀存在差異。因此，對於翻譯者來說，將原著精准地翻譯成接受國的語言是極其困難的。其困難之處主要體現在三點：第一，翻譯過程中，翻譯者既是受傳者，同時也承擔著二次傳播中傳播者的角色﹔第二，翻譯過程中，涉及至少兩種語言的編碼和解碼。譯者利用自身的語言知識對原文進行解碼，進而使用另外一種語言編碼，到達譯文讀者后，由接受國讀者進行解碼。而編碼、解碼都是人主觀活動的結果，它會受到人主觀意識的影響﹔第三，由於一次二次傳播者的語言、審美、社會文化等和最終受傳者語言、認知、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傳播效果必然會受到影響。可見，翻譯成為制約世界各國，尤其是非英、法語系寫作的亞洲作家作品走向國際的重要因素。

對於莫言作品而言，語言並未成為其走向國際的障礙。在當今的英法主流閱讀市場上，莫言作品的翻譯既是中國作家中最多的，也是最精准的。莫言作品英文版最重要的譯介人、美國聖母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的研究者葛漢文教授其中英翻譯水平極高，被中美媒體譽為“首席接生婆”。他早在1986年就接觸到莫言的小說，並很快被其作品噴薄而出的力量和情感所擊中，並產生了翻譯成英文的想法。隨后，他與莫言多次合作，翻譯了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等多部作品。瑞典翻譯家陳安娜是將莫言作品引進瑞典的翻譯者，她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之一馬悅然的學生，其翻譯水平也頗高，由她翻譯的《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勞》等小說在瑞典成功出版，並獲得較好的反響。莫言《豐乳肥臀》《酒國》等多部作品的法語譯者、普羅旺斯大學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諾埃爾•杜特萊也是翻譯界的佼佼者，等等。正是由於這些一流譯者，莫言的作品在翻譯傳播過程中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貌，將翻譯中的“噪音”因素降到最低，這也為其作品獲得國際好評並最終斬獲諾貝爾文學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結 語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中國文學界來說是一件盛事，不僅提供了為國外讀者了解中國文學作品提供了契機，也為中國優秀作品能夠在國際上傳播提供了參考：優秀的內容是作品有效傳播的前提，適當的傳播途徑是作品有效傳播的保証，實用的傳播技巧是作品有效傳播的推力。如此，優秀作品保証了有效傳播的三個基本條件，方能在國際上廣泛傳播和接受。

參考文獻:

[1] 劉仲華,李玫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沒有人像莫言那樣打動我[N].環球時報,2012-10-22.

[2] 胡正榮.傳播學總論[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

[3]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4] 謝天振.譯介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系湖北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