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新思维的政治修辞策略探析【3】

五、政治修辞的心理认知

笔者运用汉语词频软件，分析习近平同志的演讲特色和演讲意旨，通过词语归类分析后，比对政治修辞的五要素，分析出政治修辞所具备的心理认知要素，即个性心理认知、民族心理认知、语境认知、社会心理认知、社会政治心理认知五个方面。缘何分析政治修辞的心理认知？这是因为修辞活动在政治演讲中处处可见动机。我们在说话或阅读时，都会揣摩作者的心理，政治修辞亦然，而且政治修辞的修辞动机更加直接，目的性非常强。动机是修辞活动的指向和目的，并对修辞活动具有统率作用，修辞皆是围绕动机而来。如果政治修辞中缺少动机，那么话语不但琐碎不堪，而且修辞内容失去灵魂，没有实际意义。动机还是评价政治修辞的标准，衡量是否通过心理认知达到了交际目的。如果仅仅将动机寓意于话语中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恰当的表达方式。这就需要演讲者根据语境合理使用词语进行修辞，将心理认知内涵于话语的修辞中。

（一）个性心理认知

个性心理在心理学上属于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在普通心理学中，它指“能力、气质和性格”[10]；在社会心理学范畴，个性心理则是“社会成员之间无影响的心理”[11]。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个性心理主要包括演讲人当时的心态、动机、态度、情绪这些即时性要素，以及性格、气质、风度、价值观等稳定的心理要素。“既然个性心理与修辞交际具有共变关系，那么在修辞过程中，修辞者就可以通过对自身个性心理的认知分析和对交际对象的个性心理的认知分析，准确有效地控制修辞行为的各个层面，如对话语信息量、言语方式的控制以及对语气、态度等辅助修辞手段的调控等等，以提高话语建构的适切性……个性心理认知对于话语构建的意义，就在于能有助于修辞者平衡交际对象的心理需要与修辞目的、修辞任务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可以提供适合交际对象心理需要的信息量，另一方面可提供适合于达到交际目的的修辞方式。”[12]对于修辞手段、语言信息和措辞方式的选择，赵启正教授曾经风趣地说：“在对外传播中，要多讲中国故事——中国的发展实际、中国人的生活。如果我们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话，它相当于是维生素Ｃ，它本来是在苹果里的，这个‘苹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相关的故事。与其给外国人维生素片，不如给他们原生态的苹果，由他们自己去体会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13]

（二）民族心理认知

民族心理在社会心理学中这样定义：“民族心理是构筑在一个民族的经济地域基础之上并渗透着该民族共同文化传统、决定着该民族人们性格和行为模式的共同的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14]在政治修辞中，民族心理的认知主要体现在道德观念、民族感情和价值观念。民族心理认知是一个多层次复合认知体系，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当一个汉族人面对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民进行演讲时，它表示“汉民族”，而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外国，民族心理则指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民族这一综合体，在本文所选取的习近平同志的演讲中随处可见民族心理这一要素（“中华民族”在演讲中出现了16次），在多国演讲中都出现了“孔子”“孔子学院”以及我国对外交流所主导和推广的“发展”（出现274次）、“合作”（出现175次）、“交流”（出现48次）和“互利”（出现22次）等理念和原则。“任何修辞交际行为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都离不开修辞者所立足的特定社会价值观念系统，民族心理作为一个潜在的观念体系，它对修辞行为的统辖是全方位的，其控制力渗透在言语交际行为的各个层面，从动机的确定、信息的安排，到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调整、语段的位置，话语修辞功能及修辞效果的评价判断，都有民族心理浸染其中。”[12]244

（三）语境认知

语境认知指的是演讲者对“言语环境中各种信息的直觉处理过程，认知的范围应该是与修辞交际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宏观上包括社会文化背景，如社会政治、社会道德、民族心理以及自然地理环境”[12]65，而在本文中，语境认知采取狭义的定义，指的是演讲者根据演讲对象所处的地理环境、演讲场景、演讲地点和演讲内容所进行的措辞行为。对于修辞的语境认知直接观照演讲主体话语动机的确立、措辞话语的选择、修辞格的选取，以及根据语境来实施恰切的修辞行为。语境认知能够加强价值和道德观念的理解强度、深度和广度，只有看准对象把准脉，才能取得良好的认知效果，使得话语更加准确、生动、充满感染力。根据语境，演讲者选择合适的语言和修辞，充分运用故事赋予意义，不仅善讲故事，而且要会讲故事，还要讲好故事。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华侨在布拉柴维尔特大暴雨中救出12位刚果邻居，青海玉树地震后刚果政府捐建的“中刚友谊小学”，加德纳夫人的“Kuling（彭岭）”之行等等，这些故事的讲述不仅真切、生动感人，更拉近了演讲者与演讲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

（四）社会心理认知

社会心理认知在政治修辞的建构中居于重要地位，任何演讲主体在修辞中都要考虑演讲对象所处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按照演讲对象的思维方式来考虑修辞行为的共性特征，基于“民俗”“文化”“习惯”“喜好”来阐述双方所共有的心理体系，反映演讲者与演讲对象所共有的行为趋势和基本态度，并通过社会生活的多面向来展现社会心理对演讲修辞的统合作用，不断影响着建构话语的过程，制约演讲者的修辞效果。“衡量朋友真正的标准是行动而不是言语”，“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有知识，世界一片光明；没知识，眼前一片混沌”，这些话从国家领导人的口中说出，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含义，瞬间就缩短了演讲者与演讲对象的心理距离，增强了话语力。

（五）社会政治心理认知

在政治修辞的动机分析中，格外强调社会心理认知中的社会政治心理认知。政治心理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它指的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活动、社会政治关系过程中产生的政治体系、政治理念、政治信仰和政治行为等一系列的认知感情。政治修辞作为政治活动，具有调控功能，能反映各方面的政治形势，并在言语交际中关涉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行为、政治辞令的调配、政治话语的下达等，对政治修辞的影响是系统而全面的。在外交中更要注重政治心理认知，妥善处理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六、研究局限及结语

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法探求演讲文本中共有的修辞特质有以下研究局限：

第一，研究方法单一。如能够结合定量方法，以演讲对象所获知的实际演讲效果为研究对象，结合本文的研究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政治修辞的因素则更有研究价值，也将在跨文化交流中产生更加切实的贡献和启发。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代表性问题及研究成本高，本文只能探索性地从文本分析中得到。

第二，就肯尼斯·伯克的修辞理论而言，本文借鉴了邓志勇、杨永春在《美国修辞批评：范式与理论》一文中对修辞批评范式缺陷的探讨，即“传统范式批评家往往只看到一个方向的影响，即背景、职业训练、兴趣、修辞者目的等影响了话语，话语又影响听读者，不考虑读者对修辞者的期望对修辞者的反作用”。[15]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声音已遍布世界各地，如何让世界各国人民不仅听到我们的声音，而且能够领会并认同我们的见解，这是当下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也是每个跨文化学者的研究责任所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多领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妖魔化中国”“黄祸论”等仍然不绝于耳。跨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利用修辞策略，让外国公众理解并认同演讲者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利益。外事活动中国家上层的演讲活动则在跨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演讲者的政治修辞策略将直接决定着政治说服效果和构建政治认同。“布迪厄在《语言与象征力量》一书中指出：这一过程的关键环节是政治代言人通过自己的言辞使一个团体获得了意志、计划、希望和前途。受众成员一旦通过对修辞者言辞的认同而获得了政治意志和政治参与的计划，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势力。而这一新势力的形成反过来又赋予这一言辞以致辞对象如今拥有的象征和物质力量，使言辞的潜能得到了实现。”[16]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传播学博士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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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1年3月5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政协委员谈公共外交”专题记者会上，赵启正教授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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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娟.话语动机与力量——以奥巴马连任胜选演讲的修辞人格建构为例[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