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新思维的政治修辞策略探析

【摘要】修辞作为达意传情的手段，在政治活动中有助于政治主体获得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力，改变听众的政治态度，实现政治说服。在外事活动中，国家上层的演讲活动运用修辞策略，能够拉近演讲者与外国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话语的感染力和说服效果。基于新亚里士多德学派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的“戏剧五要素”理论，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将习近平同志出访八国进行的演讲作为分析文本，总结出政治修辞策略的五个要素，即演讲者、演讲对象、演讲双方关系、场景、文化社会等，以体现一场成功的演讲是最大化地合理使用政治修辞策略，并将动机和认同合理运用在政治修辞中。

【关键词】新亚里士多德学派；肯尼斯·伯克；修辞；演讲

一、引言

语言是人类沟通合作的工具，其作用在于消弭差异，建构认同，服务于沟通的需求。语言相通可以密切人们的合作，从而使人的力量得以尽显。为了达到更好的语言使用效果，就不得不讲究修辞。“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1]3，即修辞是运用语言手段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改善表达方式的语言活动。“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让人觉得无可移易。”[1]11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仲尼引用古书（《志》）上的话说，言辞的目的在于表达意愿，文采可以让语言更加完美，不说话，谁能知道你的想法呢？说话写文章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久远。修辞的实质是“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效果调控行为，即发话人有效调控言语交际的进程和交际的各种参与因素，运用最具针对性的话语策略，最大限度地促使发话人所期望的话语效果的成功实现”[2]。

政治修辞和修辞是种属关系，修辞是一个相对较大的类，政治修辞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子类。“如果把修辞看作一个大概念的话，那么政治修辞就是这个大概念中的子概念。从修辞领域来看，政治修辞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修辞还可以包括文学修辞、法律修辞、艺术修辞等很多种。”[3]47政治修辞的主体是政治主体，政治修辞是政治主体围绕政治活动开展的语言活动，“政治修辞的目的是实现政治说服，是政治主体为了获得某种政治利益或政治权力而实施的说服活动。政治主体通过政治说服，可以维持或者改变民众的政治态度”[3]48。政治修辞的意义在于通过政治活动输出观念，实现政治活动主体间性，建立价值观，实现不同政治主客体间的身份认同，从而达到政治目的，以利于实现政治主体的政治功能。作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的演讲就属于政治修辞。政治修辞不仅阐述国家内政和外交事务，旨在表明观点，阐明立场，借助演讲这种形式来实现跨文化交流，消弭文化差异，沟通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态度形成认同，这即是政治修辞的意义所在。

二、理论基础

修辞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在古希腊产生了民主形式的政府，这种民主形式使得人们有可能和有兴趣研究劝说艺术，以便有效地在议会进行政治辩论和在法庭上进行法律辩护。……古希腊时期，修辞主要是论辩。”[4]11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古典修辞学的代表，将修辞学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5]，他将修辞学分成演讲者、主题和听众三个部分，特别强调听众的作用。演讲要想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分别是内容、文辞和演说技巧。演讲者的道德品质、听众的心情和演讲词是否合理说明某一问题这三个方面是演说能否实现劝服的方式。

古典修辞学发展到18世纪，西塞罗的《演说者》（De Oratore）、《演说》（Orations）和昆提利安的《演说原理》(Institutes of Oratory)等修辞著作在美国第一次复兴。“在20世纪30年代末，古典修辞学在美国第二次复兴。二次复兴的主要标志就是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Neo-Aristotelian Rhetoric)的兴起。这次复兴表现在两个方面：运动文学批评和公众演讲（口头交际）。”[4]66肯尼斯·伯克第一次用“新亚里士多德学派(Neo-Aristotelian)”来命名在芝加哥大学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术组织，他们借鉴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思想，建立了一套文学批评理论。肯尼斯·伯克“精通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和修辞学。他的著作非常丰富，光跟修辞学有关的书就有：《行为动机语法》（A Grammar of Motives，1945）、《行为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s，1950）、《新旧修辞学》（Rhetoric—Old and New，1951）、《修辞情景》（The Rhetorical Situation，1973）”[4]73。

肯尼斯·伯克认为，人类通过语言来实现态度的改变和行动触发。不论是有意识的语言活动，还是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语言活动，都关涉修辞，人类一切言语活动的背后都有动机的参与。他认为，“修辞学的基本作用是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行动……修辞学的基础在于由社会的阶级所造成的分歧”[4]73-74，要想化解这种分歧，就出现了运用言语劝说的动机。“伯克从摄影时使用的镜头和滤色镜获得灵感，将人们应用的各种象征系统或词语汇集称为‘辞屏’。”[6]339我们在选用词语的时候都是有选择性的，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射，这就像是摄影的时候镜头所拍摄到的物体的颜色和形象，任何一张照片都不能原原本本还原实物，而是摄影师有选择地将拍摄物体再现给观看者。“正因为词汇具有内在的‘选择性反射’或‘折射’功能，其应用才必然具有‘劝勉性’和‘说服性’，才使得目的和动机能够在象征行动中得到体现和实现。”[6]339在《行为动机语法》一书中，他将戏剧概念运用到认识动机的方法上，提出了“戏剧五要素”，即场景（scene）、行为或表演（act）、演员（agent）、方法或道具（agency）和目的（purpose）。这五个要素构成了伯克理解动机和象征的认识框架。

伯克发展了修辞的中心观念，将“认同”取代“劝说”。当我们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只有跟对方在言辞、语调、手势、态度、思想等各方面取得一致的时候，我们才能劝说他。“通过有系统地扩展它的意义，我们可以窥探到它背后隐藏着的使我们得以实现认同或达致一体的各个条件。通过遵从受众的意见，我们就能显露出和他们‘一体’（consabstantiality）的‘征象’（signs）。”[6]346为了论述这一理论，他举了一个例子：为了赢得观众的理解，演讲人要按照观众认同的性格品质（言辞、思维、表达方式、态度、姿势等）进行演说，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观众的理解和认同。演讲者只有在更多方面与受众取得一致，才能实现受众与演讲者在有分歧的方面能够跟演讲者保持统一。这必然要求演讲者与受众在价值观、话语规范等方面享有一致性，才能使受众顺应和配合，即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修辞策略。认同的方法有三种：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误同。同情认同以人们共有的情感作为出发点，与受众建立亲情关系，这种认同最类似于“规劝”，比如人类向往的“和平、民主、安全、富强、自由”等，以取得演讲者和受众有相同的利益和态度。对立认同是将演讲者和受众相同的敌人作为靶子，目标是在对立中实现凝聚，从而达到传受双方态度和观点的一致。误同是“将人们带到修辞情景中，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伯克对于人与人的生存环境主体互相关联的问题”[7]。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文侧重于研究习近平同志自2011年以来进行的外事活动。作为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出访国家和参加国内外会议的发言甚众，文字记录非常丰富，如何选择文本需要慎重考虑。美国学者游梓翔提出了演讲中的“SPA”理论，认为演讲人、演讲主题和受众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面积大小直接决定着演讲者能够在听众中完成题旨的难易程度。三角形面积越小，则实现题旨的难度越低；如果受众面太广，则必定影响题旨的实现程度。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开学仪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等许多场合都留下了极为精彩的发言，但为了研究需要，本文仅将其外事出访活动的发言全文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外事活动的演讲文本更能体现政治修辞的政治性和目的性，能够放大目标受众的价值观与演讲者的差异，通过政治说服所提供的政治言辞的选择、组织和安排，实现了政治修辞最基本的研究框架。通过对文本的解读，能够最大化地体现演讲者的政治情感、信仰、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从而在演讲中使听众在政治认同、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等方面找到依托和认同。

本文选取的习近平同志外事出访活动的演讲文本如下：

2011年6月10日访问智利时在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上的演讲（3077字）

2012年2月15日访问美国时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3330字）

2013年3月23日访问俄罗斯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4123字）

2013年3月25日访问坦桑尼亚时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4544字）

2013年3月29日访问刚果共和国时在刚果共和国议会上的演讲（2744字）

2013年6月5日访问墨西哥时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4098字）

2013年9月7日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3483字）

2013年10月3日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演讲（5150字）

在上述八国进行外事活动中，习近平同志运用翔实的数据、平实的语言、亲和的表述风格拉近了与外国政府、人民的距离。他不同于以往的传统领导人演讲模式，在语辞的运用、思想和价值观的传输、表述的生动性和感染力等方面有很大的改变，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港媒《明报》在2013年3月26日发表文章赞叹道，“从访问俄罗斯和非洲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习近平的出访既是对此前外交政策的延续，也有新一届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外交新思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