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影视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性转向

【摘要】随着视觉文化以及视觉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对于影视研究，尤其是影视文化以及影视文化传播研究来说，无疑经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挑战已经构成了对影视研究的巨大威胁。从视觉文化与视觉文化传播研究两方面对影视研究进行探讨可以发现，影视研究的继承和超越构成了两大奇妙的时代变奏。就此意义上说，这是影视文化传播研究的重大历史转向。本文从视觉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对影视文化传播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学术考察。通过这一考察，力图努力开拓影视文化传播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当然，这种新领域和新空间本身也许就构成了新学科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影视文化传播；历史转向；视觉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

一、影视文化传播研究：来自视觉文化传播理论分析的维度

（一）研究对象：影像文化为主，多维文化兼摄。当下国内视觉文化传播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关涉到以下命名：图像、影像、视像、视觉、视觉文化、视觉文化传播。一般而言，称谓不同，研究对象亦有所不同。不妨从诸多命名中，反思当下中国视觉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特征。

首先看“影像”。“影像”最早出现在国内对萨特《影象论》“image”的翻译中，萨特强调的是“image”的意向性，由此国内选用汉语“象”字，但汉语中并无“影象”一词，故这里的“影象”可看作是“影像”。国内在以电影为对象进行视觉文化传播研究时，常以“影像”命名，如盛希贵在《影像传播学》中为其做了详细的定义分析，认为虽然“影像”本义包含广泛，如影子、印象、迹象、画像、肖像、形象等，但就其本人研究所指包括静止影像的摄影和运动影像的电影、电视、电脑Flash动画、幻灯、数码等经由感光所成的像。[1]而“图像”这一范畴主要缘于国内对西方艺术史的翻译，通常作为image，icon，picture的指代，如“iconology”就译为“图像学”。后来在W.J.T.米歇尔那里，正式将“图像研究”引入，而米歇尔本人在使用范畴上是有所区别的，其最重要的三部图像著作中，《图像学》中使用“Image”对图像进行侧重于本体性的哲学分析，而《图像理论》与《图像想要什么？》则倾向于使用“Picture”来阐述图像的消费意识形态特征。在他看来，“Image”更偏向是原初性的，不能被人为任意扭曲和修改，而“Picture”则是具有实际商业或宣传用途的具体图像。[2]然而国内学者使用这一概念指代是相对单一的，主要是指具有主客意向性的图画与影像。如韩丛耀在《图像传播学》中指出：“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图像是一种非语文传播的阅读文本。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图像就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平面。”这是突出图像的非物象的意义层面，而从其整篇研究来看，其图像不仅包括手工艺术平面，还包括机器影像平面，“因为现实物象的光影和镜头前的物体都会以广博的形式被机械（照相机、摄影机、摄像机、扫描仪等）捕获在一个感光平面上（胶片、感光纸、磁带、CCD等光敏材料），然后通过物理、化学或电子的手段将感光材料上记录的影像呈现出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机械图像”[3]。由此，在韩丛耀这里，“图像”的指涉范围既包括“影像”，也囊括图片。“视像”也为少数国内学者使用，如王德胜的《视像与快感》[4]，其“视像”指涉范围更为广泛，凡是眼见之物皆可成为视像，即日常生活的人事物景的视觉成像。①以上的“影像”“图像”“视像”皆为一种“视觉文化”，故视觉文化研究的对象应涵盖三者。但“视觉研究”又有所不同，其不仅研究视觉之对象，更研究视觉之本体。

由此基本语义分析，当下视觉文化研究的对象应该包括：偏向于视觉本体的视觉研究、偏向于视觉对象化文化的视觉文化研究、偏向于视觉文化中的感光成像之影像研究、偏向于平面成像之图像研究、偏向于日常成像之视像研究。但目前的研究现状是，上述这些称谓指涉并非完全清晰，相互间还有所涵摄。而目前的“视觉文化传播研究”，由其命名自然包含上述“影像”“图像”“视像”的研究对象。但依据贝拉?巴拉兹的理解，视觉文化由来已久，但只有到了影像的出现才使人们“恢复对视觉文化的注意”[5]。故视觉文化传播研究是以媒介制造的“影像”为主要研究对象，孟建所最初强调的“影像因素占据了视觉文化的主导地位”[6]。当然，以“影像”为主导并不排斥图画印刷“图像”、日常“视像”的多维视野。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其研究对象必将拓展到“影像”之外，这是无可非议的。而视觉文化传播的研究，是将视觉文化的文化学研究方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进行有机结合，转化为视觉文化传播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和发展，在国外，也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逐渐形成一点“气候”的。

（二）研究问题：题域跨界分享，理念传播偏向。当下中国对于视觉文化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五大格局：文艺学的“视觉文化研究”、艺术学的“图像研究”、传播学的“视觉文化传播研究”、人类学的“视觉人类学研究”、教育学的“视觉文化素养研究”。同时，当下视觉文化研究主要涵盖五大症候：大量译介、理论阐释、谱系梳理、系统建构和中国问题。目前国内研究现状是，这五大题域共同体现于五大格局之中，故可以认为，当下国内视觉文化传播研究的题域具有跨界交叉性，是一种“互文性”的“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7]，也就是说，哲学、文学、文艺学、传播学、艺术学、教育学等各学科领域，都可以对艺术品、摄影、电影、电视、网络、数码乃至建筑、身体、风景等广泛的日常生活事物进行研究。这种跨界题域带来了上述研究命名的指意模糊性与使用复杂性，也使得“视觉文化传播研究”与其他之“视觉文化研究”“图像研究”“视觉人类学研究”“视觉传播研究”“视觉素养研究”互有重叠、互为分享。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1948年提出传播的“5W”模式，并由此也奠定了传者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的传播学研究五大“题域”。而事实上，传播学的“5W”题域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传播学学科领域，而是渗透在上述诸多学科之中，如“传者分析题域”下的“视觉文化研究”关于视觉文化的意识形态生产研究；“内容分析题域”下的“图像研究”关于叙事主题的研究；“媒介分析题域”下的“视觉文化素养研究”关于视觉技术的研究；“受众研究题域”下的“视觉人类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效果研究题域”下的“视觉传播研究”关于视觉说服的研究等。故从题域的“跨界交叉性”来理解当下中国“视觉文化传播研究”为题中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