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国家传播范式的战略转型【2】

二、我国新闻宣传的推理逻辑

模范人物报道是对我国社会建设中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具有示范、榜样作用的人物和事迹的宣传。其目的是通过宣传各种英雄人物的事迹，塑造社会可效仿的典范，以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模范人物多种多样，既有革命年代的烈士、战斗英雄，也有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各种标兵等等，比如雷锋、黄继光、罗盛教、王进喜、焦裕禄、蒋筑英等等。

作为我国新闻宣传的重要手段，模范人物报道也是我国政党、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模范人物报道一直是新闻宣传工作中的重要舆论手段，它能体现国家的主流道德价值观念，树立社会楷模，鼓舞人民斗志，教育、引导和启迪大众。模范人物报道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依然发挥着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国家文化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逐渐形成的新闻宣传范式，蕴涵了一定的修辞推理惯性，或者说内在的传播逻辑，尽管这种范式尚没有被以文字或其他媒介形式进行正式的表述，也不一定被承认或认可；但是，它的存在是一种现实，虽然这种范式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并且依然在变化之中。那么，新中国的这种宣传范式所蕴涵的传播原理是什么呢？记者或媒体是基于怎样的判断推理才采取如此传播策略的呢？它具有哪些要件和特征呢？我们尝试对此进行了一些概括，它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以政治意志为先导。我国的新闻宣传范式，特别是模范人物的新闻报道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政治意志为先导。这类报道中的新闻人物或事件，多非其原始形态，都会被根据政治宣传需要进行改造。无论模范人物事迹最初的形态是怎样的，是如何被发现的，但最终都会被政治化，被贴上政治标签，为政治宣传所服务。

从本质上说，是政治发现了新闻，而不是新闻被记者自然地发现或呈现，尽管这种情况也偶尔存在。不少记者一开始就带着政治的眼光，政治化的新闻价值，去发掘符合政治标准的社会事件和人物。比如，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英雄董存瑞、黄继光，到铁人王进喜等等，无不是被塑造成了革命英雄，成为体现政治意志的典型。在最初的新闻宣传中，他们往往被叙事化为在关键时刻想到了领袖的指示或者某种革命教导。当然，这种政治化趋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方式和形态也存在差异。革命年代的战斗英雄与和平年代的劳动模范，都接受了强烈的革命思想影响，其行为上鲜明的革命立场和事迹具有某种必然性。而如今的模范人物，则更贴近当前的社会现实。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其次是极端化的人物事迹。模范人物事迹的极端化也是我国模范人物塑造的一个典型特征。这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模范人物的选取、报道前提中蕴涵了明显的极端化倾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模范人物就是英雄人物，或者说烈士。细数建国初期进入大众传播系统的模范人物，基本是已经为革命牺牲的英雄，无论是战死的，还是为了救他人而死的，比如白求恩、刘胡兰、罗盛教、欧阳海等等。这意味着只有死而后已的才能成为模范人物，这曾经是新闻人物宣传的潜在逻辑。

当然，后来随着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出现了一些活着的英雄人物、劳动模范，比如李素丽、许振超、郭明义等等。这些大多是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其事迹报道中的极端化程度弱了许多，他们有些事迹或者说道德水准、精神多是普通人也可以企及的。当然，也有一些模范人物是在生命垂危时被挖掘出来的。但是，以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乃至献出生命作为英雄模范人物选择的重要标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尽管并不是所有献出生命的就必然能成为模范人物。在近年来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和报道中，这种倾向依然很明显。

这种人物选择与宣传中的极端化、极致化倾向，在其他政治类新闻中也屡见不鲜。比如，为了突出国家领导人访问的重要性，往往极端化为“这是既多少年来，某某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该国”等等。体现在其他社会新闻报道中，则往往采取否定从前的做法，来推高新闻事件的政治价值和新闻价值。比如，报道某单位的廉洁，就在报道中与此前的做法加以对比，以衬托被报道典型的高大之处。

再次是神化的道德楷模。多数英雄模范人物的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有偶然性，但是也存在必然性。所谓必然性，就是长期共产主义道德教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一直是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这种政治理想被社会化、普世化后，泛化为一种大众道德，普及到了各个社会层面。因此，某些个人的极端理想化行为，往往被夸大、放大，进而成为政治理想的现实标杆，但是，在社会公众层面，却不具有现实性。可望而不可及，成为崇高社会道德理想塑造的一种宣传手段。

黄继光堵枪眼，刘胡兰面铡刀，董存瑞炸碉堡，都是很壮烈的英雄事迹，但是，在和平年代缺乏可模仿性和可复制性。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战争年代模范人物的宣传塑造范式，变得十分困难，进而降低标准，把那些活着，但是具有超长“意志”的人物发掘出来，并通过各种极端化手段加以宣传塑造，成为一种新的模范人物的语言宣传景观。例如“孟祥民同志生前系淄博市环保局淄川分局环境监察大队监察一科科长。1996年从部队转业以来，长期工作在环境监察第一线，15年如一日忠诚于党，把‘随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一切’作为自己的铮铮誓言。自2008年被确诊为结肠癌后，以超乎常人的顽强毅力坚守在环保工作第一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被誉为‘环保硬汉’”[7]。

与其他类似的新闻一样，该模范人物也具备了一些“自残”、“自虐”、“抛弃亲情”“事迹”。当然，与战争年代的英雄人物宣传不同的是，他们没有了“豪言壮语”，具有了一定的可模仿、可接近性。模范人物宣传中的“造神”运动，逐渐淡化为“塑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宣传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大众心理所做出的妥协。

作为一种以实效性信息为主的传播行为，新闻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有信息告知、社会监督功能，同时也具有情绪平抑、精神娱乐、舆论引导等心理协调、道德教化、行为统一、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管理等功能。因此，新闻传播本质上是修辞性的，即通过实效性即时信息的交换，对受众的心理、行为施加影响，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模范人物报道也应该如此。在上述的我国模范人物的新闻报道范式中，实际上也蕴涵了一种修辞推理逻辑：

首先，模范人物应该是不同于一般的，他们是崇高的，一般是不可效仿的，正因其不可效仿，才具有崇高的精神象征性；这是模范人物“非死即残”的推理逻辑。其次，模范人物的事迹在于其精神的伟大，精神伟大，必须舍己利人，舍家利国，其内在逻辑是道德的利他性，但是被极端化了。这种道德属性往往被新闻诠释为舍弃自己的生命、抛弃亲情。第三，勇于损害自身尤其是身体，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因此，超强度的劳动，忍受病痛，才能成为打动人、影响人的核心要素。这些都是模范人物政治宣传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当然，这种逻辑是建立在传播者对受众心理的自我判断基础上的。

显然，与其他类型传播的不同之处在于，新闻传播修辞，是通过与客观现实具有对应性的实效性信息交换进行的，而不是通过虚构的、过时的其他信息实现的。新闻传播主体对新闻信息的采集、选择、预设，对媒介的选择，对传播时机的设定等，都是修辞性的。新闻自身的生产过程就是一个修辞推理过程，是一个对具体语境中受众进行说服的行为和过程。这个论断对各种新闻传播都是适用的，包括时政新闻、商业新闻、科技新闻乃至模范人物报道等等。这种新闻传播的推理过程，不能出于传播者的主观想象，也不能源于传播者的利益诉求，而应基于受众的信息需求和心理需要。

综上所述，以政党和政府的指令性政治意志为先导，以政党和政府权势为说服前提，以“牺牲生命”、“自我摧残”、“抛弃亲情”、“过度情绪化”等为特征的极端化叙事方式，构成了我国政治宣传范式的重要特点。此外，受众的弱势性、被动性，也是这种宣传范式的重要特点。受众往往缺乏可供选择的信息来源，缺少反馈渠道。宣传信息往往并非他们的必需品。其信息消费不由自主，缺乏应有的自由权利保障。作为一种宣传范式，它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保守性，在数字网络传播时代，这种固化的范式严重制约了国家传播的效果，特别是国际传播效果，受到了来自政党自身、新闻宣传队伍，特别是国内外传播环境的严峻挑战。

模范人物报道主要是通过道德典型的塑造，对受众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达到观念统一和行为协调的目的。在模范人物报道中，其人物和事迹的选择、叙事方式的设置，本身是修辞性的，即其中蕴涵了一个传播观念和目的之间修辞推理过程。因此，不能把模范人物的报道作为国家传播的唯一途径，也不应把它做成政治宣传，而应本于国家传播的信息服务目的，使模范人物的传播本于自然的逻辑，使之具有群众基础，可以被公众所效仿，不拔高，不极端化，让模范人物回归生活，才是新闻传播，特别是新闻修辞的自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