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新闻事业的守望者【3】

纸媒：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近年来，唱衰纸媒的声音不断，时至今日，更是悲观。对此，方先生说，纸媒应该是有喜有忧。“喜”的是它还是有不可取代的作用。首先是白纸黑字的印证作用，其次从阅读的舒适、趣味方面，一卷在手，给读者有整体感，这是其他媒体不可取代的。新闻纸也一样，保存原始的文献、文本，立此存照，其他媒体是不可能实现的。“忧”的是受到的冲击太大了，年轻人几乎不怎么看报。

很多人唱衰纸媒的一大原因是，“纸”这种传播介质有可能消亡。提到这点，方先生的回答也算给我们上了一堂科技课。他说，现在的纸较难储存，图书馆里民国时期的报纸都有问题，但是宋版、元版、明版的图书反倒都没问题，这是因为宋、元、明和清初、中期的纸张，都是利用中国传统的造纸术制造的，沿用的是蔡伦发明造纸时使用的树肤、麻头、破布、鱼网等之类纤维较多较长的原料。但现代的书报用纸大多是用木浆加大量的填充剂做成的，可以大规模生产，但寿命相对较短，50多年过后就会变黄，发脆，严重的一碰就碎。为了便于使用，不少图书馆把民国的报纸做成影印版，一页一个照片，使用倒是方便了，但查阅起来仍然很费劲。全部转成电子文本以后，才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阅读、检索，都很方便了，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方先生举例说，胡适当年研究《水经注》，光找材料，就花了不下20年的时间，而现在，有人说，一个硕士生利用电脑检索，一个星期就能搞定，关键就是因为有了电子文版。

对于目前一些人所预测的纸媒将来会成为奢侈品的说法，方先生说，纸媒价格也不能太高，太高了个人订户就少了，既然仍然是媒体，那还是需要用一部分广告来降低成本的。纸媒的优势就是便于上班族利用空余的时间拿回家仔细看，所以要靠深度报道保持读者群，要善用这些优势，不断创新。

新闻教育：不能片面追求数量

前些年，坊间有“新闻无学”一说，现在，也有人认为新闻就是一个需要实践的学科。对此，方先生为我们讲述了这一观点的历史缘由。他说，中国有媒体1000多年了，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是全世界最早的，但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比西方要晚，19世纪中叶才开始总结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到1917年才有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最有影响的是1927年《中国报学史》。对于新闻事业的研究的确是比新闻媒体产生要晚得多，但新闻绝非无学。

“新闻无学”的说法之所以盛行一时，主要是因为新闻界中确实有一些人并没有上过大学新闻系和研究过新闻学，他们完全是通过在报社里摸爬滚打和反复实践逐渐掌握规律成为行家里手和名记者的。但是，由此而认定新闻无学，和新闻学无须研究和学习，就有些武断和片面了。 目前大学新闻系的教学计划中，75%以上的还是文史哲经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课程，这些基础课程是做任何文字工作都需要的。其余25%才是新闻学方面的专业课程，包括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实务等，并非全部都是新闻学。这种安排是必要的，比例也是恰当的。有关新闻学的上述课程，既有史论，又有实务，都是未来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掌握的。谈到这里，方先生指着桌上新出版的那套英文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说，这套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新闻传播学方面著作的第一个外文译本，主要面向全世界的大学和公众的图书馆。因为中国崛起了，强大了，关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了，出版商看中了这一点，才投入资金，组织翻译出版的，据说销路还不错。新闻史研究是新闻学研究的一部分，这部书其实也是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成果。他还说，以前很多人认为新闻工作就是政治工作，做好喉舌就行，现在发现没那么简单。如何做好喉舌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包括“传播”这个词，上个世纪80年代刚引进来的时候，有人还曾经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抵制。但实际上，传播学是研究人际传播规律的，这门学问资产阶级需要，无产阶级也同样需要。总之，新闻并非无学，它也是一门科学。当然，方先生也说，相对其他人文科学，新闻学的确是比较年轻的。

谈到新闻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方先生说，新闻史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地说，新闻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一是继承好自己的优良传统 ，二是总结好前人的经验教训，作到以史为鉴。比如当前大力提倡的“走转改”，其实就是我们前辈新闻工作者一直奉行的好传统。在中国新闻史上，范长江就是走基层的杰出代表。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有关红军长征的信息。“转”和“改”也如是。现在重提“走、转、改”，其实就是对我们新闻史上的众多好的传统的弘扬和回归。所以，方先生强调说，学点新闻史你就会变得聪明一点，可以帮助你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一些负面的东西如虚假新闻、有偿新闻等，新闻史上都曾经有过，以史为鉴，可以提高警惕，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据统计，我国现在的新闻专业教学点，已经不下1000个，对于这样的规模，方先生很是担忧，他说，目前新闻系太多了，摊子太大，解放初全国只有4所高校有新闻系，后来发展到10多个，文革时全国报纸数量最少的时候只剩下42家，新闻教育也跌入谷底。80年代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新闻事业大发展，新闻学逐渐成为显学，新闻教育也有了飞速的发展，但一下子又把摊子铺得太大了，大到现在有些学生就业都很困难。新闻教育的发展，要保持好人才使用的供求关系，不能片面追求数量。从现在来看，明显是过剩，需要收缩规模。

作为新闻史研究的泰斗，方先生一直倡导研究历史是为了找寻某种规律，从而以古观今、以今观未来。他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未来的媒体应该是会更适合受众的需要，当然某些报纸的喉舌作用是不会变的，机关报就是为党和政府服务的，但这些报纸可以办得让受众更喜欢，比如可以加点套餐，如文学、艺术等都是受众喜欢的。让“晚报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