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至2013年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主题分析【2】

三、2012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经统计，2012年被全文转载论文研究领域格局如图2，包括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传媒经济、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和其他。

2012年中外新闻史研究论文共12篇，研究主题比较分散，其中中国新闻史研究论文10篇，外国新闻史研究论文2篇，潘祥辉反驳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13]，卢家银比较了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时期的新闻自由理念[14]。中国新闻史研究包括孙中山新闻思想、晚清传媒公共性、林语堂新闻舆论改良观、五四时期湖南报刊考察等；黄旦提出中国近代报刊认知起源于“媒介就是知识”[15]。另外，有学者考证了宋代谣言传播的政治风险控制[16]；李彬和张垒回顾了新世纪十年新闻史，陈娟考证了中国农村报纸变迁。

新闻理论研究论文共27篇，研究主题分布在职业操守、国际新闻研究、新闻文化、另类媒体研究、媒介意识形态、市场新闻业、新闻娱乐化、新闻与民主、政府转型、新闻自由、媒体功能、新闻传播法等方面。

在新闻与民主研究上，学界继续了对迈克尔?舒德森新闻民主思想的介绍。不同研究者通过对李普曼和舒德森新闻与民主思想的对比[17]以及凯瑞和舒德森新闻与民主思想的对比[18]，形成了学者之间的思想对话。在政府转型研究中，童兵指出舆论监督推进的前提是政府政治改革[19]，喻国明则从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出发谈到政治转型问题[20]。新闻传播法论文共10篇，其中关于隐私权保护的论文就有5篇。其他研究主题包括美国诽谤法介绍[21]、记者拒证权[22]、虚假新闻的法律责任和媒体公权利的研究。

新闻业务研究论文9篇，关于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的研究论文有5篇，其他4篇研究主题分别是中国内参的独特机制[23]、“走转改”[24]和《新闻联播》的话语建构与新闻价值[25]，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的变化[26]。

传媒经济论文14篇，其中7篇论文探讨了纸媒转型问题，研究主题还包括传媒集团上市问题、传媒企业转制问题。还有研究者提出，传统媒体要打破思想误区，不能停步于“融合”，而应该积极“转型”[27]。陈映和董天策评析了西方媒介多元化政策的价值、制度与操作逻辑[28]。

广播电视论文共33篇，专门研究广播的论文4篇，广电媒体传媒经济研究论文10篇，讨论广电媒体“公共性”的论文6篇，研究具体节目或频道的业务论文4篇，研究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的论文4篇，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论文3篇，另有2篇论文讨论了“限娱令”对卫视的影响。

传播学研究论文17篇，研究主题包括传播学研究方法、传播学研究现状、媒介文化、媒介效果研究、媒体表现研究、新闻真实性、信息经济学、灾难传播、危机传播、媒介批评、政治传播、传播学基础研究等方面。

刘海龙认为，中国的媒介表现研究评估指标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专业、多元和秩序[29]。沈正赋从信息论的角度研究“新闻真实性”[30]，潘祥辉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传播失灵、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的三角关系[31]。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论文14篇，其中讨论中国对外传播中政府形象构建、中国媒体“走出去”等研究主题的论文9篇，介绍英国和美国媒体对外传播的论文3篇，还有1篇分析了2010年全球媒体上中国形象的构建问题。

舆论学研究论文6篇，社会转型期舆论的形成与传播机制、舆论传播载体、舆论引导机制是主要舆论学论文的研究主题。网络传播研究论文15篇。和2011年有所不同的是，这一年以“网络舆论”为关键词的论文很少，网络舆论研究主题更加深入，研究角度也更加多元。

新媒体研究论文共计11篇，吴旭介绍了美国危机公关领域专家对于网络社交媒体环境下出现的“类危机”[32]；彭兰指出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和数据是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33]；其他研究主题紧贴中国国情和新媒体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反映了学者对新媒体问题的密切关注。

微博研究论文共12篇。有学者强调了微博空间里知识分子应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34]；周培源指出“微博无影灯”效应体现了微博舆论的“自净”功能，作者强调要对民间舆论场有信心，才能打通两个舆论场[35]。

2012年新闻教育论文共5篇，广告学方向没有被转载的论文。

最后，本文将薛可和左雨萌合写的论文《新媒体语境下非营利组织形象评估模型构建》一文单列为其他研究主题，主要想表明研究者将传播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从而使新闻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