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研究的创新

当前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新闻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紧要关头”。根据美国学者麦克切斯尼的研究，媒体和传播的“紧要关头”出现的重要标志，就是新的传播技术革命摧毁了现存的制度以及新闻业可信度下降等。①近年来，基于电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迅速崛起，传统媒体的危机为媒介融合提供了契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对既有传播制度与秩序造成了颠覆性变革。传播业界特别是媒介融合带来的巨变赋予了新闻传播学理论许多崭新的研究课题，与此同时，新的传播革命也对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形成了难以回避的挑战，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到了创新发展的重要时刻。

研究对象

从研究对象看，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内涵与外延的厘清与建构，是创新新闻传播学理论框架的前提。数字传播时代，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哲学的高度重新审视与定义，比如：什么是新闻？在人人都可能是记者的新媒体时代，“新闻”不再是记者和媒体机构的专利，新闻与信息、娱乐、资讯等的区别何在？还有，什么是传播？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传播”这一概念众说纷纭，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归纳起来，有过程学派的“信息的传递与分享”和符号学派或文化学派的“意义的生成与共享”等两类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把“传播”视为“信息”、“符号”、“共享”、“互动”等。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有合理性内核，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把“传播”视为“信息”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但信息是传播的材料，不能等同于“传播”本身，否则传播学与信息学的区别将不复存在；“传播”（communication）在欧美主流话语中被解读为“共享”，明显带有资本主义商品交易价值观的烙印等。传播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包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基础，社会因传播而存在，传播因社会而产生和发展，可以说传播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与权利，也是社会的基本功能；传播产生行动，行动终止传播，行动是传播的目的与终结。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作为新闻传播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新闻”、“传播”应该如何重新认识与定义，是摆在研究者和从业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随着媒介社会化与社会媒介化，新闻媒体作为“传播”的同义语，成为新闻传播学关注的重点与研究对象。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就像直播电视改变了“新闻”的内涵一样，新媒体重新定义了媒介与“传播”的概念。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仍以大众传播为主，但随着数字部落时代的到来，人际传播等非大众传播形式需要重新纳入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视野，这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不断拓展与深入。

传播学是在二战期间随着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兴起而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传播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是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信息学等其他学科的边缘生长起来的，理论体系建设相对薄弱，即使在欧美国家也是一门年轻的边缘化学科。但随着传播技术革命的发展，传播作为社会基础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传播学在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边界日趋模糊的同时，作为其他社会科学基础的地位将会进一步增强。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所领导的团队在2012年对过去30年CSSCI的研究表明，一贯以来处在社会科学研究显学地位上的经济学研究，在最近5年已经让位于以网络研究为代表的传播学研究，促使传播学成为显学的关键性推动因素是近年来互联网的崛起及其对于现实世界的深刻改变。②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曾预言：未来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其中传播学研究会一跃成为所有这些科学的基础。在新的传播革命导致人的关系和社会形态改变重塑的背景下，传播已是各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或许在语言学转向之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将面临“传播学”的转向，③这可能代表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趋势。

研究内容

从研究内容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内容需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借鉴国外新闻传播理论进行理论创新与发展，为新闻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首先，研究内容要体现本土特色。国内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仍处在引进和消化国外新闻传播理论的阶段，尚未完成本土化创新的任务，鲜见立足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造。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闻传播的功能与机制并不完全相同。以传播为例，中国“重人情”社会的人际交往和传播，与欧美“重个人权利”社区环境下的人际传播的内涵和特征并不完全相同；在大众传播的功能方面，西方媒体重视经济功能和娱乐功能，我国报刊偏重于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党报现象”。新闻传播理论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本土化烙印，美国的传播理论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重视传播效果研究，这与美国媒体的商业化体制紧密相关，而欧洲重视公共广播，其传播学理论形成传播政治经济学、符号学等批判学派，强调传播的公共性。因此，对待欧美的传播学理论，不能脱离西方传播实践和社会环境去理解和吸收，而需要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采取扬弃的态度，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有助于形成对国内外一系列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与系统化的中国式新闻传播理论。

其次，研究内容要体现当代性。新闻传播理论只有关注并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才有生命力，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研究内容的当代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媒体转型等现实需求，是构建和创新新闻传播理论的重要背景。我国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正在经历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工具向兼具政治与经济属性的媒体产业的市场化转型，这一转型及其伴随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现成经验可以遵循，需要中国的研究者进行关注与回应。二是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格局的影响，将是推动新闻传播研究创新的重要动力。新的传播技术引发了新闻传播权利、利益等的解构与重构，比如媒介融合背景下舆论环境日趋复杂，主流媒体如何引导舆论、掌控话语权？媒介融合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如何？信息泛滥对公民的传播权利提出了挑战，除了知情权外，人们也有拒绝信息的权利，如何界定这种权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传统的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理论在互联网时代是否仍然有效？等等，这些都对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第三，研究内容要体现实践导向。新闻传播理论源于实践，又要回到实践，服务于新闻传播实践以及创造和谐社会与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麦克切斯尼认为，新闻传播理论都是在传媒发展的重要关头出现并提出危机的解决方案，比如20世纪初大众传播媒体崛起，媒体对社会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黄色新闻泛滥带来的危害，迫使人们关注和思考媒体的功能与作用，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传播研究发展的最新态势是导向行动，麦克切斯尼本人既是研究学者，又是传播活动家，他发起并成立了名为“自由新闻”的团体，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公民参与的媒体改革运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研究者，如晚清的严复译介赫胥黎的《天演论》，按照中国的现实需要对为帝国主义弱肉强食辩护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进行了改造，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影响和改变了几代青年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动，这种“橘逾淮则为枳”的理论创新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深层次需求；五四前后李大钊等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付诸实践，使之成为改变中国命运、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力思想武器。当前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普遍存在“不接地气”的问题，走不出象牙塔，缺乏行动导向和现实关怀是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新闻传播学在对其他学科的成果包括研究方法等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出一套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体系，比如受众调查、文本分析等大众传播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这门学科应继续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以不断增强传播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④当前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学术严谨性不足。学术研究的规范不仅仅是形式的规范，更重要的是学术概念的规范，“正名”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与基本要求，但不少研究对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模糊，整个论证过程中不能保持前后一致，缺乏严谨性，甚至随意制造概念名词，导致结论失去了依据和价值。

二是局限于“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大都是基于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内容与形式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但事实上这种非此即彼的割裂状态并非现实的常态，比如语言就是既非主观亦非客观，既非物质亦非意识，既非形式亦非内容的存在。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如现象学、后结构主义等理论，开始突破传统的基于科学与理性的“二分法”来认识世界。具体到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打破了媒介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还有，新闻传播研究中媒介中心论或技术决定论盛行，忽视了传播中人的决定作用，人文关怀缺失。

(作者为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本文为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媒介融合时期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编号：B1305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著，高金萍译：《传播革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②喻国明：《传播学何以成为热门学科？——兼谈当前社会观察与治理逻辑的创新视角》，《解放日报》，2014年2月13日，第11版

③黄旦：《导言：立足于本土经验的传播学研究》，载《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④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