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韵公

尹韵公有过9年的中南海工作经历，这让他的学术人生有着与一般学者所不同的色彩，尽管他将其择要概括为“大局意识”和“国家意识”，但是这段经历投射给他的影响却远比他自我刻绘的还要深远。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至今，这位幼承家学、天赋异禀的青年在其后36年的时间里用真才实学书写了一连串值得细数的精彩，每一桩都堪称佳话：无论是震动史学界的“赤壁小战”论，还是被新闻界称为“壮举”的西北万里行；无论是开疆拓土的明代新闻传播史研究，还是观点犀利、见解独到的《光明日报》上纵论三国；无论是执笔世界妇女大会国家报告为中国赢得赞誉，还是推翻定论、挑战权威，重新评价范长江……尹韵公纵横捭阖，步步华章，当年人中骐骥凌云壮志，如今大才盘盘静水深流。

从记者到官员再到学者，从人民大学到国务院再到中国社科院，尹韵公的志趣抱负与人生轨迹虽然几番轮转，但研究真问题是他一以贯之从未放下过的追求。而更可足观的是，一路走来，他颖悟绝伦却又不图捷径，钟爱史论亦能知行合一，才高气傲而又谦谨敬畏，他将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天衣无缝地兼具于一身，将满腔家国情怀都倾注在了史海钩沉的一字一词之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尹韵公在吟罢这首意味深长的诗词之后感慨，“和其他一切相比，学术生命还是更长久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往小处说是为了证明个人的价值，往大处说就是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在人民大学有天天向上的感觉”

“我们家是个文人家庭，我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父亲在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教过哲学和社会学。因为父亲是教书的，我们家的藏书比较多，所以读大学之前我已经把家里存有的一部分《二十四史》几乎全部看了一遍。我父亲的个人经历不是太顺，在解放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被打倒过，所以我1977年考大学时因为这个原因没有被录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母亲特别不愿意我考文科，但是我就不听她的话，坚决考文科。我当时还有一条原则，一定要考新闻系，要么人大，要么复旦，因为我从小就想当记者。”1977

年，怀揣着记者梦想的尹韵公与第一次报考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失之交臂，继续留在位于川滇交界的地质队工作。“当时我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惠林地区，地质队就在大山沟里，那里也是当年红军渡金沙江的皎平渡附近，真是苦得一塌糊涂！就是在那里尝到苦之后，以后所有的苦我都能对付。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后我们到县城招办去填志愿，因为不知道成绩怎么样，我有一点儿担心，第一志愿本来填的是北广，但是我们那个县招办主任别人不管，只看我的志愿，二话没说就帮我把志愿表撕了，要我重填一张。他说，你成绩那么好，应该填北大、人大啊！我问他成绩怎么好了？他说，你是我们全省第三啊，前面两个都是理工科，你就是四川省的文科状元。所以我后来填了两个志愿，一个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来被人民大学录取，我至今都很感谢那个招办主任。”

1978年，在地质队摸爬滚打两年后的尹韵公告别四川大山沟来到了北京。“实际上我是非常喜欢人大的，在人大的那种感觉后来再也没有过，就是天天向上。因为大环境如此，我每天都看书，每天都感到很充实，而且每天仿佛都能听到自己前进的脚步声。”尹韵公无比怀恋地重复道，“我在人大确实有天天向上的感觉，后来就再也没有过了。”

1980年，从小就酷爱三国史的尹韵公在通读三国研究文献并写下了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之后，最终完成几易其稿的论文《赤壁之战辨》，大胆提出“否定赤壁大战，肯定赤壁小战”的观点，并将文章寄给了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两个月之后，尹韵公收到了王先生的回信：“20多年来，未见此文，为之拍案不置。不但分析入理，而且文笔精练有力，是好文章！……不图暮年，见此英才。”在王仲荦先生的举荐下，《光明日报》于1981年3月31日以半个多版的篇幅全文刊登此文，一时在史学界引起轰动。“人大好多老师都说，他们教了一辈子书都没在《光明日报》上发过文章，那时候报纸版面很紧，这是很不容易的。”尹韵公笑道，“当时王仲荦老师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人大历史系的老师也喜欢我，王老师还专门给人大历史系打招呼，希望他们不要招我，让他来招。但我实际上还是一心想当记者，也就没有选择这条路。”

1982年，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的尹韵公为实现记者梦想继续留在人民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并师从蓝鸿文教授专攻新闻采写。1984年，在蓝鸿文和郑兴东两位老师的启发与指导下，尹韵公与同学张征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旅途：沿着著名记者范长江20世纪30年代采写《中国的西北角》的路线，完成了一次80年代的西北行。有关于此，蓝鸿文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记录道：“范长江当年从成都出发，途经川、甘、陕、青、宁、绥6省的48个县市，历时10个月，行程一万二千里，在包头结束旅行。范长江没能到新疆，而去敦煌，就东返了。这次张征、尹韵公基本上沿着范长江西北行的路线走，但到了新疆，而且一直到了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东返时经宁夏银川到了延安，把西安作为旅途的终点，途经108个县市，采访了51个县市。”“这两个研究生的行动，犹如一石激浪，在新闻界引起反响，有的同志著文，以此来促进新闻界的改革。他们的西北行，受到好评，被誉为‘壮举’。”［1］（蓝鸿文，《立足改 革勇探新路——指导两名研究生去西北采访的体会》，《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85年6月）谈及这段经历时，尹韵公笑称：“用现在的话说，我那个时候就‘走转改’了。重走范长江路线，虽然是拾人牙慧，但是走这一趟对我的锻炼还是很大的，我看到了中国最基层的一面、最贫穷落后的一面，从这一点看，远比新闻采访本身更有意义。”

1985年，硕士毕业后的尹韵公再度面临着人生抉择。“如果不是方先生找我，我可能就去当记者了。”他坦言，“那个年代读博士很不吃香，人家都说‘傻博士’，社会风气就是这样。要不是方先生，我实际上没想过要考博。”时至今日，方汉奇先生三次亲临宿舍鼓励尹韵公继续深造的故事已在圈内传为佳话，而尹韵公也对这段经历感念犹深，“有些人不相信，不相信方先生三次动员我，我们人大新闻系的老师里头，肚量最大的就是方老师和郑老师（郑兴东）。”尹韵公笑道。1988年，凭借着《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一文，尹韵公终于在人民大学完成了寒窗十年的苦读生涯，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首位新闻史学博士。不仅如此，他还在对大量文献爬梳剔抉的过程中，发现了关于明代邸报的重要资料，并于其后陆续发表了《论明代邸报的传递、发行和印刷》《急选报：明代雕版印刷报纸》等文章，实现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博士论文我原来还想写清代，其实我也准备了一些东西，但是后来也没有做下来，因为清代的东西太多了。明代新闻史也很难搞，实际上我后来把过去新闻史中关于明代这一段的很多东西几乎都颠覆了。后来方老师写《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时候还专门给我打过电话，告诉我用了这其中的很多观点。”说到此，尹韵公不无欣慰。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年那个信誓旦旦要做记者的尹韵公却在修成正果之后没有继续实现他的新闻梦想，而是选择到了中南海工作。“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一点，说我当初既没有做记者，后来也没有当官从政。我自己也问过这个问题，但我自己也没有答案，完全凭着感觉走。”谈及人生的转折点，尹韵公轻描淡写地这样解释。

“在中南海的最大好处就是了解国情”

实际上，对尹韵公而言，放弃记者的理想并不是没有理由。“硕士期间重走范长江路线的时候我就已经隐隐感觉到，我心里面装的很多问题，在做记者的过程中找不到答案。那时候我每天很忙很累，不断写稿，但仍觉得不过瘾，我觉得……有点浅，尽管当时对记者工作的热情还是有的。后来7月份硕士毕业后到10月份开始读博期间，我又在《光明日报》做了3个月记者，就是这3个月让我彻底对这个行业不喜欢了。当时我是跑教育口，实际上我编发的稿件是最多的，但是我慢慢发现，我每天都是跑跑颠颠地浮在表面上，不能深入地研究问题。”尹韵公继续说道，“我喜欢读书，留下了很多问题，我读大学的时候专门有一个本子列了好几页的问题，有一些我后来搞通了，还有将近一半的问题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搞通。但是记者工作解决不了我的这些问题，我开始感觉这个工作不适合我。”

就这样，1989年，尹韵公在权衡各方利弊之后走进了位于中南海南区的国务院研究室。“我原来是在新闻处，专门管新闻发布，分别是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后来我到了综合处，1995年我已经是国务院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了，那年我还不到39岁。”尹韵公颇感自豪地介绍道，“1991年西藏和平解放40年，李铁映到西藏自治区讲话，那篇讲话稿是我写的，李铁映说这是他看到的关于民族解放讲话写得最好的一篇。为什么写得好呢？因为我下了学者的功夫去写这个讲话，有一本这么厚的《西藏工作文选》，我几乎把它吃透了。后来开西藏工作会议，一说到哪个问题，当时中央是什么提法，这个提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只有我能够回答出来，因为我太熟悉了。所以直到现在，统战部搞西藏问题研究，依旧会找到我。由于这个报告给领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前，我又被委以重任撰写国家报告。当时是全国妇联给国务院打报告，说按照联合国要求中国一定要出一个国家报告，所以国务院研究室联合外交部、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等几个部门，由他们提供数据、提供资料，我来根据他们的资料进行取舍整合。这个报告做了一年多，写了2万多字，后来《人民日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发表了，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向联合国提供的国家报告。因为这个事我们还到联合国去开会，当时李肇星是驻联合国大使，他对我说这是他们接到的国内送来的报告中，写得最好的一个。”

讲到这里，尹韵公不禁感叹：“我觉得在中南海最大的好处就是对国情的了解，实际上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很多学者所没有的。学者考虑问题有时比较偏激，往往容易按下葫芦浮起瓢，研究问题只照顾到这一头，不考虑那一头。而在中南海，作为一个核心机关，你不可能只考虑某一个群体、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方面的利益，你必须考虑全局的利益，这就逼着你养成怎么样去更全面地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样能把问题处理得更好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你总得为老百姓办事，你总得思考怎么为老百姓做得更好，中南海就是这样。除此之外，在中南海还有一个名利意识的淡薄问题。你是在为国家做事，不是为个人做事。比如写国家报告，一个字眼都不会说是尹韵公写的，但是我觉得那种感觉非常好，我很享受。而且实际上，中南海有才华的人很多啊，不都是默默奉献吗？像我原来的领导袁木、王梦奎，他们的能力都很强，如果他们要为自己做点事也不是不可以，但他们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都不是以自己的名义。另外，在中南海还有一个国际视野形成的优势，因为了解的情况太多，让我有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知道了有些事情该怎样去处理，视野的开阔对我观察问题的方式起到了很好的帮助。后来有人也对我说，尹老师，你这个经历和眼界是我们任何一个新闻传播学者都不可能有的。”

尹韵公继续说道：“我从中南海的高官身上学到最多的一点就是必须看得远。我当时写第一份材料的时候，有一个领导把我叫过去说，尹韵公，你别给我写这些花花肠子的理论，我看不懂也不感兴趣，你就跟我说，这个问题你有几条对策建议，每一条对策建议你给我写清楚利是什么、弊是什么。领导关心的就是这个，然后按照这个拍板。但是学者们不会这么考虑问题，学者通常会考虑这个是不是符合我的理论，在学术逻辑上是否讲得通，可实际生活中有些理论往往是说不通的。所以，这些经历都影响了我，让我考虑问题不仅要逻辑上讲得通，而且实际上也得行得通，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历史的检验。所以我曾经开玩笑说过，世界上最大的海是什么海？中南海。世界上最深的海是什么海？中南海。世界上最复杂的海是什么海？中南海。应该说，官场上虽然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肮脏的东西，但是官场又确实参与和推动了历史发展的某些进程。”

毫无疑问，9年的中南海工作经历塑造了尹韵公的大局意识、国家意识，开阔了他的国际视野与长远眼光，培养了他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甚至深深地影响到了他其后转身为学者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尹韵公在谈及这段过往时，有着一种掩抑不住的兴奋与神秘，仿佛在翻看一本他生命中最贵重的相册，相册中的时光虽已翩然走远，但却刻骨铭心、历历在目。

“这辈子做了几件有价值的事情”

1997年11月，在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前所长喻权域的力邀之下，尹韵公从国务院调入社科院，历任新闻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职务。“喻权域先生已经去世了，1994年我们一同随全国妇联到雅加达访问，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躲在宾馆改写陈慕华主席的发言稿，他和几个人到我房间来借我的水壶烧开水，他们就在我旁边聊天。后来喻权域对我说：‘尹司长’你可以啊，人家一心不能二用，我看你是一心能够三用。你看，你在那儿写你的东西，你还能听我们的谈话，听完还能回应我们。’”尹韵公大笑道，“当时喻权域已经快60岁了，很快就要退了，正在找人接他的班。他就对我说，让我到新闻所来，从1994年开始提了两年多，我一直没有答应，后来他不断跟我提，我说那就试一试吧，没想到他就真办了。他们10月份就宣布了，我11月份过去的。”聊到这里，尹韵公似乎有些无奈，“我当时的顶头上司是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王梦奎，王梦奎也很喜欢我，他有点反对我走，他说：‘谁都知道，研究室里面我最喜欢你，你走了之后是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个损失。’他没说是‘一大损失’，他说的是‘一个损失’，他这个人说话的分寸感很好。”尹韵公笑着补充道。

“社科院有个思想库、智囊团的功能，到这里会有一些上面交办的任务，比如新闻法方面的研究；还有一些就是我自己的史学兴趣，比如对范长江的研究，真正写出文章来也是在这15年。搞研究当然是我喜欢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契合我的兴趣，有些也是应景之作。但有些自己不擅长的做了之后也得到了上级的赏识，比如我写过一个内参，后来胡锦涛、吴邦国、李长春都批了，他们中办（中共中央办公厅）有个人告诉我说，一个内参三个常委批，连他们都感到惊讶。”当被问及如何评价自己的学术人生时，尹韵公沉吟片刻道：“仔细想来，这辈子做了几件有价值的事情吧。可能研究‘赤壁之战’算一个，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向既成观点挑战，这跟时代分不开，当时正好是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讲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所以敢想也敢提。后面重走范长江路线吧，也不算，毕竟是走别人的路，但是对我个人锻炼很大。再后面应该就是写明代新闻传播史，这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还有就是发现了明代邸报，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应该就是关于范长江西北采访的评价，不是对他一生的评价，是对他西北采访的评价，这也算还清了一个历史的真相。第六个应该是对《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的考证，究竟是哪个报纸给红军提供了信息，过去都说是《大公报》，有的说是《晋阳日报》，这些我都承认它们有贡献，但是第一个应该是《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