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烦人”的广场舞：媒介形象危机与反思【2】

（二）存在贴标签和污名化现象

媒介形象的话语建构研究中，经常采用标签理论解释建构过程和原因。标签理论来源于符号互动理论，认为一个人被贴上“标签”，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他及其行为的定义或标定过程密切相关的。“标签化”既是基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共识，也是记者在新闻生产中简单化操作的表现。这种“标签化”的新闻操作，可以极大提高新闻的生产速度，形成强烈的社会效应。大众传媒对于广场舞活动的“标签化”的定义过程，伴随着抽离广场舞的正面意义，对其进行“污名化”的操作。污名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将群体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成为在本质意义上与群体特征对应的“指称物”[3]。

从样本报道的内容分析结果来看涉及“广场舞”的新闻报道中存在大量的“污名化”的标签，通过对这些标签的可以粗略地勾勒出大众传媒对广场舞活动污名化的一般图景。将污名化特征、报道例证、和具体描述结合起来，梳理出媒体对广场舞活动进行污名化操作的三种类别：

1.噪音扰民的广场舞。《警方对广场舞开出首张罚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如《温州鹿城区制定“广场舞公约”》、《复旦大学教授发明噪音逼停器》、还有评论会为《广场舞“静音”点赞》，在两会期间更有报道称《广场舞扰民已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等等。

2.占领公共空间的广场舞。中国城市大多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距离较小，参与者众多的广场舞会占用原已稀缺的公共空间资源，而媒体往往不追究深层次原因，惯于用负面倾向的“占领”一词来展示这种矛盾：如《广场舞大妈占领上海地铁口》、《长沙小区场地场地不够用 广场舞“占”酒店门口》等，随之还有对广场舞占领红场、占领卢浮宫的戏谑式新闻。

3.参与者素质低下。在对广场舞参与者的报道中，媒体所呈现的多数是负面的形象：《城管高考前劝阻广场舞 遭大叔大妈围攻》、《广场舞老人为争场地大打出手》等等，广场舞参与者被贴上了好斗、不明事理、自私自利的标签。

此外，在新媒体环境下，普通网民获得了话语赋权，普通的网民群体拥有表达偏见、排斥和痛恨等进行集体情感宣泄的可能，并通过“贴标签”方法，使得参与广场舞的群体被话语建构为具有各种负面特征的劣质群体。正如福柯所说，话语并不是被动地反映一种预先存在的现实，而是一种我们对事物施加的暴力[4]。这样的一种话语表达，往往使得偶发的行为在被集体贴上“广场舞”标签后，转变成了一系列显示群体对立、社会分裂的新闻事件。如：《广场舞大妈“攻入”莫斯科 引来当地警察》的新闻：大妈占领莫斯科红场，最后由于音乐声太大，现场有人打电话，警察紧急赶到，大妈们才散去。这则消息在网络上被广泛转发遭到了普遍的调侃、指责，而据随后媒体的调查，事实是中国旅行者的触景生情地即兴而舞，更未遭到警察驱赶。

贴标签和污名化是两种简化认知的方式，在信息海量、信息发达的时代尤为明显和直接，会使得受众对认知对象产生刻板印象。其实，广场舞也有健身益处，也有个别如《高考期间大妈们承诺广场舞“停跳三天”》的正面报道，在大量污名化的背景中这些报道更值得被更广泛地宣传。

（三）呈现方式奇观化

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媒体呈现的“广场舞”媒介形象时存在奇观化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媒体对“广场舞”报道主题的选择上具有强烈的反差性，媒体更多倾向于采用具有争议性、相关性的消息来源，尤其是那些曲折的、冲突的、猎奇的、能够迎合受众需求的事件，如在报道冲突时，往往强调的是相关主体采取的种种不理性手段：如《广场舞池疑因广场舞扰民被泼机油臭豆腐》、《高音炮大战广场舞》等。

从新闻制作层面来看，媒介的商业属性使其追求经济效益，为吸引受众眼球，必然要迎合受众的需求，制作他们感兴趣的新闻;从受众认知的角度来看，那些符合受众自身期待的新闻总是更容易受到他们的关注。

另外，受众心理研究也表明了受众总是存在着猎奇心理，求新的同时也衷于“求异”。因此，当受众认知与新闻制作相结合后，便产生了媒体对“广场舞”媒介形象的奇观化呈现。

总之，媒体在呈现“广场舞”媒介形象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将主观意识渗透其中，意图采用一种猎奇的、冲突的、争议的、戏剧的奇观逻辑，以此达到吸引受众眼球的目的。

四、广场舞形象危机走向转机的路径

从整个社会系统而言，网络媒体在报道广场舞的表现，实际上已使广场舞媒体形象出现危机。但危机也意味着转机，关键在于媒体、广场舞参与者、管理部门等相关主体如何找到实现转机的途径和方法。从媒体的角度来讲，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路径进行尝试：

（一）注重传媒接近权的平衡

传媒接近权是指社会公众利用传媒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展开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其核心是在大众“意见市场上”对各类群体的各种意见、观点的交流保持同样的被表达的机会，特别是在某种意见、思想或形象占据主要传媒资源的情况下，要注意保障相关各方对于媒介的接近权。从社会学角度看，群体通过媒介发表意见、展示生活图景有助于增强社会的认同感，实现社会整合。

广场舞的参与者是中老年人，例如其中占到多数的“大妈”群体。近两年当“大妈”遇上“广场舞”媒体多是批评、嘲弄的态度。当然并不是所有中老年妇女都是“大妈”，大妈其实是专属于中老年妇女中的底层和蓝领的称呼[5]。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及文化水平所限，大妈们在媒介接近权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对此媒体理应注意到这一状况，为广场舞参与者的发生提供机会，坚持全面、平衡的报道原则，而不是一味的嘲笑和污名化，这是化解广场舞相关矛盾的保障。

（二）把握商业化运营的“度”

在考察媒体说呈现的广场舞形象动机时不能忽略经济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新闻媒体是“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属性，随着当前传媒间竞争的日趋激烈，每一家媒体都需重视商业化运营的效果，一些媒体出于生存压力和自身利益的考量，片面地追求新奇性、刺激性，娱乐至上的报道倾向越来越明显，媒体的报道逐渐与新闻的本质渐行渐远。媒体对于广场舞报道的很多视角往往侧重于突出强调事件的“卖点”，新闻报道的公平性、公正性却被忽略了。

因此，新闻媒体应把握好商业化运行的“度”，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不能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忽视社会效益，努力做到“责任优先、效益并重”的和谐统一。

（三）利用好议程设置，引导舆论

新闻媒体与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可以引发舆论，“新闻界也不能经常成功地告诉人们持什么观点，但它能极其成功地告诉读者应该考虑些什么问题[6]。媒体通过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会突出报道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信息，并通过强化报道把其上升公众关注的焦点，这样就可以引发舆论，也就是说，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与舆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新闻媒体还可以引导舆论，人们通过媒体提供的信息认识外部世界，并把之作为行动依据和决策参考。

因此，作为“广场舞”新闻建构主体的大众媒体，应尽量坚持客观原则，避免“标签化”思维对于“广场舞”的污名化新闻操作，自觉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在对目前饱受争议的广场舞进行传播与报道时，更要注重报道可能造成的社会效果。

同时，媒体在议程设置中要避免报道视角单一，要全面综合的观察广场舞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在关注广场舞引发的矛盾时，需调查、解读问题产生的根源，切莫在单一的议程设置的影响下，造成广场舞议题的失衡。

结语

广场舞产生和发展于人民群众中，普通群众既是它的创造者又是它的表演者，所以这种艺术能够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中，久盛不衰。我们需要及时地审视广场舞这一活动在当前媒介所建构出的形象危机。作为建构广场舞网络形象最重要的通道和载体，大众传媒应该发挥出更为合适的作用，全方位反映广场舞活动的全貌，充分展示各个相关群体的诉求，为社会提供一个协商、讨论的平台，充分发挥媒体促进社会稳定、协调社会群体间矛盾的社会公器的职能。

（作者系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专业）

参考文献

[1] 代敏.《武汉主城区中老年人广场舞开展现状调查与分析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1

[2] 阳建.《湖南举办全国首届原创广场舞大会 广场舞友过亿》新华网湖南频道[N]. 2013年10月12日

[3] 姜方炳.《污名化:网络暴力的风险效应及其现实隐喻——以李刚门事件为分析个案》[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5):50

[4]郭于华. 倾听底层[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78

[5] 丁克着.《大妈污名化的背后》[J].《祝你幸福（午后）》,2014(2):9

[6] 邵培仁.媒介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