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综述

摘要：议程设置作为传播学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自传入中国来就颇受关注。我们进行了主要人物及其著作的介绍，与国内“类似”概念（舆论导向）对比分析，完成了一系列议程设置理论在国内的检验，利用其对中国新闻实践进行指导，探索其在新媒介环境下产生的新变化。尽管如此，国内的议程设置研究也只能说是刚刚上路，因为还有大量颇具研究价值但是国内研究还没有开发的领域，如属性议程设置、议程互动、议程设置对态度及行为的影响等。

关键词：议程设置 舆论 中国 新媒介 互动

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传播学领域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自诞生以来，就受到大量关注，并由美国推向世界。作为议程设置概念的提出者，麦库姆斯(Maxwell E. McCombs)与唐纳德·肖(Donald Lewis Shaw)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影响议题在选民中的显要性来为政治竞选设置议题议程，这种大众传播的假设影响力为“议程设置”。

一、议程设置理论的兴起及发展

最早对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所注意是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其《公众舆论》一书被认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之作。李普曼认为，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主要是靠大众传媒来建构的，而舆论并非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应，而是针对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 伯纳德·科恩(BemardCohen)对此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媒体在告诉读者怎样想这一点上大都不怎么成功，但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 最终标志着议程设置作为崭新的传播学理论的诞生，是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对1968年美国大选报道对选民的影响展开的实证调查研究，即著名的查普希尔研究。通过对媒介报道议题的内容分析和对公众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在公众的议程和媒介的议程中，议题的排序有很强的相关性，即媒介突出强调的议题会直接影响受众对议题重要性的认知和排序，麦考姆斯和肖将这种媒介议程的显著度向公众议程的显著度的转移命名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作用。麦考姆斯和肖的这项研究不但验证了前人对议程设置假说的猜想，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传播学研究方向，而且发起了一种造福后人的研究传统：把对大众传媒的内容分析与对公众的民意调查结合起来。议程设置理论提出后，得到了许多规模更大、涉及问题更多的验证。

议程建构是议程设置理论的重要补充，由兰和兰(Lang,G.E and K. Lang)在1983年提出，他们在研究“水门事件”时期的报纸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后，认为媒介、公众与政府在议程设置过程上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一过程被他们称为议程建构(agenda building)。罗杰斯与迪灵基于(Everett M. Rogers and James W. Dearing)媒介议程(mediaagenda)、公众议程(publicagenda)、政策议程(policyagenda)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议程设置过程”(agenda setting process)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议程设置过程是不同议程的倡导者为获取媒体专业人员、公众和政策制定精英的关注而不断展开的竞争。 在互联网登上历史舞台、传播环境开始产生变化之时，麦库姆斯、唐纳德·肖、戴维·韦弗、布拉德利·哈姆等在1999年首次提出“议题融合论”。

二、议程设置在中国

国内，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一书中认为议程设置的中心思想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在中国知网输入“议程设置”进行全文搜索，截止到2014年7月26日，在1986年到2014年共出现12513个结果，期刊论文7143篇，硕博士论文4630篇；按学科分类，新闻与传媒8112篇，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分别967、932篇，200篇以上学科的还有高等教育、出版、政治学。由此可见，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大量关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以简单的介绍（翻译作品、访谈相关学者）为主，21世纪以来开始变得丰富，主要的研究有议程设置的介绍，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议程设置的检验，议程设置的利用，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的新变化等。另外，受到关注但是数量不多的研究有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对公众态度及行为的影响，政策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及其与媒体议程设置的对比、互动，议程设置与媒体责任，议程设置与广告营销等。

（一）议程设置的介绍

议程设置理论进入中国，郭镇之是先行者，“议程设置”的中文翻译就是由她确定并获得学术界的认可。郭镇之在1996年《议程设置研究第一人——记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博士》中详解了“议程设置”这一翻译名的缘由，之后的1997年她又在《关于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阶段及其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及发展方向，如西方“议程设置”与中国“舆论导向”的联系与区别，媒介议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世界，人民是否有制定议程的可能性等。

随后，议程设置理论越来越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界所关注，如陈力丹在《议程设置理论简说》一文梳理了很多早期及90年代世界各地对该理论的验证和发展，并注意到媒介“引导舆论的伦理问题，对新闻工作者来说，这一理论提高了社会责任问题的重要性。” 殷晓蓉1999年发表的《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内在矛盾——美国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野》介绍中不但有其思想渊源及产生、发展，还包含学术界对议程设置的怀疑、争议与矛盾：议程设置还未曾在宏观上对于媒介利益、公众利益和政治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于传播工具如何受到权力的影响，对于新闻的客观化和社会责任等问题真正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除了翻译介绍，还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合理性探讨，刘建明在《对“议程设置”论的修正——关于传播学未来走向的个案研究》中提出，“议程设置论的决定作用被夸大到绝对化程度，可归结为西方传播学理论的一个明显破绽，即对社会关系和受众主体地位的忽视。”

（二）议程设置与舆论导向

在早期对议程设置的介绍中，郭镇之曾提到，用宣传去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在中国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谁需要对公开明显的事实去作繁琐而费劲的考证呢？ 但郭镇之同时指出了二者最大的区别，“舆论导向”是一种主观的追求，而“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效果。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陈力丹的认同，他认为“主动设置议程”有悖于议程设置论本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了解民意和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合法的程序，以讨论的方式来引导舆论走向理性。

很多研究以议程设置为理论视角对舆论导向、舆论引导问题展开探索，认为媒体的议程设置对舆论影响深远，借鉴“议程设置”的理念有利于媒介达到预期的宣传目的和传播效果（刘训成，2011），在议程设置上达成与网民的同构有助于增强网站的舆论引导能力（蒋忠波，2011），传统媒体作为网络媒体的重要信源能够通过设置网络议程来引导网络舆论（范明献，2010）。与此相对的是，刘建明确认为媒体的议程设置对舆论被夸大的决定性作用是西方传播学理论的一个明显破绽，因为忽视了社会关系和受众的主体地位。刘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媒体的议程设置是反映舆论、集中民意的伟大工程，媒体扮演的是舆论的加工者和传播者的角色，是公众的代言人，而不是独立于民众的天之骄子。

（三）议程设置的检验

任何一个经典理论的诞生都有其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因此当这个理论在进行跨文化旅行时，就必须接受本土化的检验，议程设置也不例外。最早系统地对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进行检验的是李本乾、张国良等2001年在上海和云南所做的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议程设置理论的初级模型进行了检验，同时关注了受众行为变量对议程设置敏感度的影响。成果之一的《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现状分析——我国首次就传媒“议题设置功能”进行抽样调查》得到了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在总共 13 项“受众议题”中，仅有5项与“媒介议题”的排序完全一致，另有8项不一致。 张国良等人当时将半年的纵向报道内容与一次性的截面调查相结合，王晓华认为这是研究方法的缺陷，并通过在深圳地区的实证研究发现，媒体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有条件地得到了验证，媒体对公众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这种影响受到议题特点和公众一贯关注议题状况的影响。

谢新洲以北京一些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在网络传播中是否存在的研究，发现“议程设置理论一般情况下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媒介议程内容对一定群体的利益、行为、态度有明显意义的时候，议程设置理论失效。”

（四）议程设置的利用

议程设置的利用，是在承认了媒体具有议程设置功能的基础上，利用议程设置理论，通过对媒体报道的内容分析，来分析媒体的报道手段、报道特征、报道理念、形象建构、传播效果等，是应用传播学研究的一部分。该类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通常包括重大事件、社会问题、媒体栏目，此外还有对某一群体或地区、政府、国家的形象建构研究等。从数量上看，这一类型的研究占据了我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不小的比例，关注的问题也较为广泛，是很多硕博论文的选题。

在对重要事件的关注中，媒体选择的主要研究对象有自然灾害（陈亮等，2009；黄旦，2010；张琦，2011；将瑀，2012）、重要会议（张祥祥，2008；顾斌，2008；廖小珊，2009）、暴力冲突（刘畅，2008；马晓磊等，2011；周敏，2013）、交通事故（辛文娟，2011；徐丫，2012）等。

这一研究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有艾滋病（杨帆，2009；陈敏丽，2011；李晶等，2011）、环境污染（哈艳秋等，2012；李黎丹等，2013）、食品安全（骆顺婷，2012；李春华，2012）、学术腐败（隋明晓，2010）、消除贫困（高皓亮，2012）等。这些社会问题一般来说具有复杂、关注度高等特点，虽然长期存在但又亟待解决。

媒体栏目以电视节目为主，有《新闻调查》（曹丹，2006）《面对面》（胡明川，2008）、《变形记》（邹泳彬等，2012；杨婵娟等，2012）、《感动中国》（莫继严，2013）、《蜗居》（谭黎，2009）。能够被选为研究对象的电视节目通常是有代表性的经典节目，是社会的风向标，如《感动中国》对道德模范的定义与选择，或常常反应一定的社会问题，如《蜗居》表现出来的小三、房价等。

在形象建构方面，多是选择有战略价值和指导意义的，如城市或地区形象（苏绍春，2010；杜萍，2010；罗子欣，2011）、国家形象（程曼丽，2008；郑晓岩，2008）、政府形象（孙海文，2007），或是社会关注度高的群体，如“剩女”形象（秦静文，2012）、农民工形象（夏雨禾，2009）等。

（五）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

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显现出一些新变化，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议题设置主体泛化，议题内容多元，衍生能力强，传播上突破国界限制，但是影响力上还逊色于传统媒体（甘露，2003）。吴闻莺通过对微博的研究发现，微博环境下议程设置是一个由议题围观——议题极化——议题动员的链式递进过程。 对于最近火爆的微信，吴晓东认为网媒微信平台在新闻推送中的议程设置呈现出娱乐化倾向、编排随机性的特点。 高宪春认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假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研究的重点应由“媒体”转向“社群”。

有关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议程设置的对比及其相互进行议程设置的研究，张娜认为网络媒体在议程设置方面呈现出与传统媒体互动和联合的趋势（张娜，2009）。陶贤都与隋明晓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议程互动出发，发现网站对报纸的议程影响是以“催化”传统媒体设置新议程为主的，同时借助这样一种催化作用形成全方位的“议程包围”，实现多种媒体共同设置公众议程的局面，而报纸对网络媒体议程的影响有限。 对于传统媒体与其他网络媒介的关系，石义彬等发现，新媒体环境下媒介之间的议程融合现象愈发凸显，个人或群体问题常常是通过新媒体传播和扩散而进入传统媒体的议程。 辛文娟、赖涵发现，传统媒体通过议程设置使微博用户对某一热点事件讨论的关键性议题落入了其预设的议题范围；但微博在直接发掘新议题的同时，甚至为传统媒介设置了议题，另外二者设置议题的价值标准出现了对立的情况。 新媒介环境下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威力是否依然强大，申丹丹认为由于受众群的减少及其议程设置的时间较长，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能力有所减弱 ；杨慧琼认则为网络受众经过网络媒体这一环节接收着传统媒体强塞给他们的信息，传统的传受关系在重大事件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六）其他

前文提到的那些数量不多的研究中，有的是由于研究重点与价值主要不在于跟议程设置的结合，比如议程设置与媒体责任（胡冰，2011），议程设置与广告营销（范小青，2010）等；有的则是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但是在国内新闻传播界发展相对滞后，如属性议程设置（陈强，2013），陈强的研究是对国外属性议程设置研究进展的介绍与述评，并认为属性议程设置研究在中国的滞后；政策议程设置（王绍光，2006；陈娇娥等，2013）目前多为新闻传播学科外的研究；由于新媒介的强大影响力公众议程设置（罗春，2007；贾娜，2008）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研究主体扔以青年学生居多，研究也较为浅显；新媒介为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三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但是除了早先的媒介影响公众议程研究之外，媒介如何影响政策议程（杨丽莉，2013；郑亚琴，2014）这种单方面影响的研究也受到一些关注，而其中两者或三者之间的互动（袁仲伟，2009；张莉，2012）研究还为数不多。

三、总结与展望

议程设置大规模研究兴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国内开始对其关注已经到了90年代末。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进行了主要人物及其著作的介绍，与国内“类似”概念（舆论导向）对比分析，完成了一系列议程设置理论在国内的检验，利用其对中国新闻实践进行指导，探索其在新媒介环境下产生的新变化。尽管如此，国内的议程设置研究也只能说是刚刚上路，因为还有大量颇具研究价值但是国内研究还没有开发的领域，如属性议程设置、议程互动、议程设置对态度及行为的影响等。相比媒介如何影响公众议程、政策议程研究的丰富，媒体与政府、公众的议程互动乃至融合的研究还有待关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人都有“麦克风”日趋成为现实，互动性作为网络传播的最核心特色之一得到充分发展。小到一个个体，大到一个社群甚至某个政府部门在理论上都具有摆脱媒体自己设置议题向社会公开传播的可能性，如个人微博、社区论坛、政府网站。然而，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对议程设置的研究还是以媒体为主，当然这跟媒体作为专业传播角色有关，资源丰富、公信力佳、影响力大。政府则一直是议题建构的重要角色，尤其是政策类议题，一般都是政府以公告、通知、文件等先行建构，媒体再行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建构，最后才是公众靠读者来信、新闻跟帖等被动地建构。新媒介环境下，公众这种被动的建构方式有所变化，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成为率先建构议题的一方，继而才是媒体的跟进报道和政府的被动回应。这样的情况下，有关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就应该充分考虑新媒介带来的影响，将公众作为议程设置重要的一方。当下，无论是在政策制定、国家大事的传播，还是突发事件、社会问题的解决等，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已经成为很常见的现象，这也应该成为议程设置今后研究的重点。基于此，兰和兰的“议程建构”、罗杰斯和迪灵的“议程设置过程研究”、麦库姆斯等提出的“议题融合论”等概念都值得关注和借鉴。

参考文献：

[1]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迪灵 罗杰斯,倪建平译.传播概念·Agenda-Setting[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3]陈敏利.媒介对艾滋病议题建构的实证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4]郭镇之.关于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J].国际新闻界1997.3

[5]陈力丹.议程设置理论简说[J].当代传播1999年03期

[6]殷晓蓉.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内在矛盾—美国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野[J].新闻大学1999

[7]刘建明.对“议程设置”论的修正—关于传播学未来走向的个案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0.2

[8]张国良 李本乾 李明伟.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现状分析—我国首次就传媒“议题设置功能”进行抽样调查[J].新闻记者2001年02期

[9]黄瑚 李俊.“议题融合论”：传播理论的一个新假设[J].新闻大学2001年夏

[10]谢新洲.议程设置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实证研究[J].中国记者2004.2

[11]王晓华.媒体议题与公众议题—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实证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5卷第5期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