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说,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浪潮”是“那样迷人,那样诱人,计算思维必将作为唯一的思维方式为人们所接受和践行。”[1]60年后,虽然“计算思维”并没有成为人们“唯一的思维方式”,但是,“互联网思维”成为当今世界一种主流思维方式,似乎已成不争事实。
有论者认为,李彦宏在2011年的一些演讲中,偶尔提到“互联网思维”的概念,意思是指要基于互联网的特征来思考。[2]实际上,我国报业从2005年8月开始探索数字化转型,就具有了“互联网思维”。从世界范围来说,报业的“互联网思维”则可追踪到21世纪初美国报纸倒闭潮所引发的数字化转型。当今世界最为知名的网络原生报《赫芬顿邮报》,即是诞生于此期“互联网思维”的产物。该报开放性的博客平台、众包式的内容生产模式、融合新闻的呈现方式以及免费阅读的做法,都可视为“互联网思维”的具体运用。
“互联网思维”对于报业转型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超越了传统媒体的闭合思维,将报业的发展策略置于互联网的生态环境之下,通过数字化转型进行媒介融合,从而使得报业品牌和“纸媒精神”在网络时代获得延续。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思维“让很多人陷入集体的魔症。很大一部分所谓互联网思维信徒眼中,大有只要‘沾上互联网思维的仙气,则必将魔挡杀魔、佛挡杀佛,所向披靡、一往无前’的慷慨气势。”[3]
笔者认为,在“融合文化”的背景下,仅有“互联网思维”是不够的。互联网只是提供了各种信息呈现的平台和聚合的手段,它要融合的则是各种媒体形式和内容。因此,在媒介融合时代,更需要的是“融合思维”而非“互联网思维”。所谓“融合思维”,指的是基于融合文化的特征,从新旧媒体融通性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一种大系统思维方式。它包括并超越了单纯的“互联网思维”。
从适用阶段来看,“互联网思维”适用于报业转型初期。由于需要考虑网络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报纸需要突破兼容性差的介质限制,主动向互联网靠拢。《今日美国》的版面编排从20世纪80年代初创刊时,就体现出适应网络时代阅读习惯、改变读者体验的互联网思维。在媒介融合阶段,对于视觉设计师和融合新闻的制作者来说,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运用融合思维,将纸媒的设计元素与互联网的特色相融合,呈现“后平板时代的叙事方式”。
从受众定位的角度来看,在纸媒数字化转型完成之后,“融媒体”和“融合新闻”更多需要考虑随纸媒转型而来的传统媒体受众的阅、视、听习惯,按照“融合思维”满足其阅读体验。一厢情愿地强调“滑屏式”“卡片式”的移动终端阅读方式,漠视这部分读者的阅读习惯,势必造成受众流失。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片面强调“互联网思维”会陷入“互联网决定论”的误区。澎湃新闻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互联网思维与“纸媒精神”结合起来,凸显了“网络原生报”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在社交媒体的媒介环境下,“内容为王”被“关系为王”“渠道为王”所代替,似乎媒体内容也像“关系营销”一样,只要快速分享给“强关系”或“弱关系”,信息传播的价值就会实现。但实际上,“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表现出来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并上传到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所有成员的头脑当中重建。记忆外包,文明消亡”。[4](作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1][4](美)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P240、P214.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现代国企编辑部,《拷问“互联网思维”》.《现代国企研究》,2014年第4期,P28.
[3]内蒙古烤白鼠.《互联网思维引发的集体魔症》.http://www.tmtpost.com/1743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