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儀式觀”看真人秀電視節目與名人文化【6】

按照他的觀點，《中國好聲音》的三個階段是十分明顯的。首先，所有的參賽者都是突然的從他們四處分散的生活地點聚集在一起。例如，《中國好聲音》第一賽季的冠軍梁博原本是吉林藝術學院的大四學生。他參加《中國好聲音》節目的過程可以被理解為充滿挑戰與壓力的“閾限”階段，而他擊敗所有其他參賽者並獲得《中國好聲音》的冠軍則意味著他完成了他的身份轉變：從“平凡人”變成了“非同凡響的人”。到此時，他進入了“重新整合”階段的開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真人秀電視節目能夠被視為是一個從“普通人”轉變到“名人”的平台。而特納提到的在“閾限”階段中產生了一種“團體型群落”則可以理解為節目中所形成的集體情感。也就是說，無論是台上的表演者還是台下的觀眾都產生了一種共存感。在欣賞節目的過程中，所有的人都屬於同一個群體，社會階層差異也在此期間中消失。

（三）儀式機構（Rites of Institution）

不同於特納，布迪厄（Bourdieu, P.）更加關注於儀式“邊界”的研究而不是儀式的階段。在《語言與符號權利》中，他提出為了發展儀式的研究，學者們應該關注儀式的社會影響及儀式邊界的意義[13]。

他創造了另一個術語“儀式機構”（Rites of Institution）來描述“機構”將主體從一個領域到另一個領域的轉變過程合法化的現象。對布迪厄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轉變的過程而是邊界確立的過程。他聲稱“儀式機構”的職能是“......按照看似自然本質的屬性來分配其社會性質的屬性... ...”。儀式機構致力於使人們了解現存的規則及差異並且毫無疑慮的接受這些原則[13]。此外，為了更好的了解社會，人們應該關注儀式機構的“象征功效”（symbolic efficacy）通過作用於現實的重新呈現而產生影響。布迪厄認為機構建立邊界並對人們的行為有神奇的力量：人們一旦被標記后，便總會根據自己的等級來採取相應的行動以避免貶低身份[13]。換而言之，儀式機構使機構內的人按照自己被認定的身份以及地位來做出相應的行為反應。布迪厄（Bourdieu, P.）認為邊界的功能是防止某一領域內的人逃跑或者貶低自己，機構的作用也是阻止人們跨越邊界。將布迪厄的理論運用於真人秀電視節目，很明顯，他的論點並不是很合理。因為在電視真人秀節目中有無數的人跨越了界限並完成了狀態的轉變。或許應該說，邊界的功用並不是用來防止物體的狀態轉變而是用來使社會個體的社會等級變得更加的自然。與此矛盾的是，布迪厄還認為分類的實現是通過機構來完成的。他對“機構”的權利做了生動的闡釋：神奇的社會行為如婚禮或割禮，職稱或學位的屬性，爵士爵位的授予，辦事處，職位和榮譽的任命，質量標簽的屬性或者簽名或首字母的認証都是通過機構賦予相應的含義以使這些行為被整個社會或公認的機構所承認從而能夠有相應的功效。從這點出發，實現類別劃分的能力能夠被理解為機構的權利。人們之所以願意通過不同的媒體展現自己，也就是因為媒體能夠被視為有著將主體在不同領域間的轉變過程合法化的機構。《中國好聲音》中的普通參賽者以及《我是歌手》中的資深歌手都清楚的意識到媒介機構的能力，並希望通過參與節目將他們原有的社會地位提升到更高的層次。更具體的來說，《中國好聲音》中的普通參賽者希望得到一定的曝光度並借助於媒體機構得到“名人”身份。而《我是歌手》中的資深歌手則希望恢復知名度並修復他們逐漸削弱的名人身份。總而言之，真人秀節目的參賽者強化了媒體機構劃分人們類別的能力並使身份轉變的過程變得透明化及自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