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杜甫很忙”現象的文化反抗意味
“杜甫很忙”這一網絡文化現象,應當說有其一定的抗爭性。將杜甫、李白、關公等古代的名人、權威、神聖的人物那種古板的形象生活化、日常化、個性化、戲謔化、豐富化,是一個祛魅的過程。網絡媒體引領了后現代文化的流行。“杜甫很忙”這一現象具有很強的后現代意味,一個已經離世上千年的人物,突然之間似乎活了,並且生活得豐富多彩,一會兒忙這個,一會兒忙那個,這是頗為神奇的事情。這是網民的一種后現代文化的制造,通過拼貼、嫁接、重置、錯位等方式制造出一種新的景象。“杜甫很忙”的制造沒有一個統一的標准,也沒有嚴格的邏輯,大家都可以用各種方式加以表現,隻要自己覺得好玩就行,有人追捧最好,沒人喝彩也不在乎。這種文化現象的出現是破除權威、去中心化、主張個性的一種體現。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傳統教條的一種抗議和不滿,對枯燥學校生活的一種抗爭,體現了學生的創造性和個性要求。大家參與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是認可這一表達形式的,表現了自己的支持態度。有學者認為“杜甫很忙”現象是“青年群體在符號層面的對霸權和支配文化的抵抗” [1]。這種文化反抗,到底有多大的力度?
首先,沒有強烈文化反抗的意識和自覺,更多的是一種無聊的惡搞,而圍觀者,也不過是盲從的網絡“哄客”。文化反抗剛開始的時候可能是被動,但文化反抗的意識和自覺會促其走向成熟。如果只是一種惡搞式的文化反抗,不會有多大的力量。即便大家參與其中,也不過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臨時聚集而已,轉眼之間就會一哄而散。
其次,這種文化反抗也沒有明確的目標指向,看不出這是針對現行的教育制度或者其他領域的一種抗爭。大家參與圍觀或對這一文化現象的解讀,同樣很少有人會覺察出其中的目的性。
並且,這種文化反抗,也沒有提出自己的主張。這遠遠不如“佔領華爾街運動”那麼聲勢浩大,有明確的組織,也有清楚的主張。這種文化反抗,斗爭性非常弱,目的性並不強。文化反抗總需要一種理念,一個美好的願景,如果缺乏了自己的主張,這個抗爭,給人的感覺就是無力的,沒有多少的分量,難以形成一種思潮,也無法一以貫之地開展行動。
最后,從實際效果而言,沒有對現行的教育體制和主流文化帶來多大的撼動,沒有形成多大的文化上的影響力,大家只是一笑了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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