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雲見日,厘清媒體的屬性
記者:多年來,大家都關注媒體的喉舌功能,但對其本質屬性的研究還很少。
梁衡:一件事物或一門學問,不能因其功能而忽視了它的本質。任何事物,都會因時間的推進而逐漸顯現它的本質。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對新聞屬性的界定也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認識的逐步深入而逐漸完善的。
記者:您在上個世紀90年代提出媒體的四個屬性理論,即媒體具有信息屬性、政治屬性、文化屬性、商品屬性,當時提出商品屬性是有前瞻性的,也有風險性,當初是怎麼考慮的?
梁衡:從事某一項具體工作,首先要搞清楚它的性質、規律。我們當記者、辦媒體或者管理媒體,首先要把媒體的性質搞清楚,即媒體到底是什麼?它有哪些基本屬性?
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媒體的四個屬性理論,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隻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出之后,才可能思考媒體的商品屬性。過去幾十年,至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是不會思考這一問題的。
1992年9月,由我主持在浙江寧波召開了一個全國報紙管理會議。當時,浙江省紹興市新創辦了一個全國紡織品市場。我們去參觀時這個市場已經很興旺,他們有個口號,“不管你的產品是‘部優’、‘省優’,賣不出去就是‘心憂’”。我當場就對來自各地的新聞出版局局長說了一句:“聽懂了吧。對報紙來說,不管你是大報小報,賣不出去就是廢報。”這句話成了那次會議上大家印象最深的提法。這之前我們的報紙主要是公費購買,並不關注和研究市場。當時我還講了報業是產業、報業是企業、報紙是商品,這在當時是超前的,也要冒一點風險。就在那個會議上我正式提出了媒體的四個屬性,尤其是商品屬性。
記者:新聞具有政治屬性,在“新聞”和“政治”之間有沒有規律可循?
梁衡:我寫過新聞也管過新聞,從幾十年的實踐中發現了一條新聞與政治互動的規律:新聞和政治作為公共傳媒和公共權力,在本質上都是代表人民大眾的意志,政治稱為“群眾”,新聞稱為“受眾”。因為有了這一點,二者有共性,可以聯合。但在具體的運作中二者又都有自己的“偏向”:新聞可以表現為“媒體利益”,為了自身利益有時打點擦邊球,這就會出現違規、違紀﹔政治可以表現為“集團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個人或小圈子牟利,出現腐敗。當新聞違規時,政治就以人民的名義來監管它,發揮國家管理的作用﹔而當政治腐敗時,新聞就以人民的名義來監督它,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從而形成一個體現民意,推動社會進步的合力。我把這個規律稱之為“新聞與政治四點交叉律”,我還設計了一個圖,用來表達“四點交叉律”(如圖1)。這個觀點的首次發表是2008年11月15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全國新聞學研究會上,這是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而召開的。這一規律為政府監管新聞和媒體監督政府提供了理論根據。當然,要遵循這一規律,要求新聞和政治都能大公無私,都切實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才能達到二者的統一。
借助修辭學,尋找新聞在文字大家族中的位置
記者:新聞的主要呈現方式是文字,您對新聞、文學、政論、公文等各種類型的寫作都有研究,也從理論上給文字家族進行“排隊”,請介紹一下其中的奧妙。
梁衡:事物都是互相聯系的。把握宏觀規律是為了更好地掌握微觀技巧。我們學新聞,除了應知道新聞在社會上的位置、新聞學在學術世界的位置、新聞世界裡各部分的相互位置,還應知道新聞寫作在文字大家族中的位置,就像搞醫學的要知道一點人體解剖的原理。
給文字家族排序,首先要提到修辭學,因為修辭學是專門研究文章寫作規律的。中國研究修辭學的第一本權威著作是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凡》。書中有一個觀點,就是把文字分成積極修辭和消極修辭兩大類,前者如文學作品,后者如各種應用文體。消極修辭以客觀表達為主,務求明白、准確﹔積極修辭以主觀表達為主,務求生動、活潑。我認為這是研究新聞寫作的一把鑰匙。
借助這一理論,我給文字大家族的大致排序如下:法律—文件—教材—各種應用文—新聞(以上消極)——(以下積極)報告文學—散文—小說—戲劇—詩歌。可以看出,在這個大序列中新聞處於消極修辭的末端,靠近積極修辭處,從性質上講,它還是屬於消極修辭。新聞文體內部又可以分出數種文體,並發現其從消極到積極的過渡軌跡:消息—通訊—特寫(報告文學)—述評—言論。消息是最典型的也是最基本的新聞文體,以敘事為主。通訊是在消息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每一篇通訊都要有一個新聞消息做它的內核,然后有一些延伸,有事、有人、有理,這時可借鑒的積極修辭(文學)的手法就稍多起來。通訊分兩支發展,向細節描寫發展就是特寫,已進入到報告文學(報告文學是新聞與文學的交錯點)的邊緣,強調形象、情節﹔向思想深處發展就是述評,夾敘夾議,報道與評論相結合,已靠近言論的邊緣。言論是對新發生的事實的評論,是作者的主觀意見,作者可盡情發揮,大量運用積極修辭。不管特寫、述評、言論怎樣發展,其根源還是新聞事實,是事實的發揮。
大家都知道,我們肉眼可見的光經過三棱鏡折射后的光譜是七色:赤、橙、黃、綠、青、藍、紫,波長逐漸由長到短,新聞很像這種光,從消息到言論,修辭逐漸由消極到積極。而消息以前(如文件)、以后(如文學)的文體,就是可見光以外的紅外線和紫外線了。它們已不是新聞文體,不在我們的研究范圍之內,暫且可視而不見。
記者:從排序來看,新聞與文學很近,一段時期以來,為了解決新聞如何更吸引人的問題,出現了新聞故事化、新聞文學化、消息散文化等提法,據說后來是您一錘定音堅決反對,並從理論上提出新聞與文學的12個區別。
梁衡:當時的背景是報紙空話多、很枯燥,讀者不愛看,大家都想找出一個出路。有人提出了“消息散文化”,就是主張把消息寫得像散文一樣,讓讀者愛讀。新聞出版報為此開辟專欄討論了半年之久,多數人同意消息散文化,在討論結束時,讓我做一總結,我力排眾議,寫出了一篇《消息不能散文化》(新聞出版報1999年9月2日)。我指出新聞和文學雖然都是文字作品,但它們的本質不同,新聞的本質是信息,而文學的本質是藝術,二者之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我大致辨析了12個方面的本質的不同。如果提倡消息散文化,就是提倡新聞文學化。大家知道,文學具有虛構成分,如果將新聞文學化,將消息寫成散文,將會導致新聞內容的失實和信息的減弱,從而削弱新聞的功能。實際上,通過我給文字大家族的大致排序就能看出這點。要解決新聞好看、引人的問題是讓它更新聞化,而不是去新聞化。
記者:您認為,文字大家族的這個排序的最大作用是什麼?
梁衡:具體說,它的作用有兩點。一是從基本概念上界定了新聞寫作屬消極修辭,從而規定了大前提、大特點,就像研究人要先分清男人女人。研究化學離不開元素周期表,打開表,一眼就知道哪個元素屬於哪一族,其化學性質是穩定還是活潑。新聞被分在消極一族(穩定族)就決定了:內容要准確﹔以客觀敘事為主﹔盡量減少主觀感情色彩﹔語言平實簡朴,不可喧賓奪主等。二是在大分野上,新聞雖屬消極修辭,但它位處消極段的末梢,靠近積極段的邊緣,免不了要受文學的濡染。新聞寫作在保持自身消極修辭本性的前提下仍可借鑒一點積極修辭。就像地處漢藏過渡帶的康定,能夠產生著名的兼有兩種文化的《康定情歌》。
總的來看,有了這個序列表,就像有了一張旅店客房指南,或者是化學研究中的元素周期表,物理研究中的光譜圖,新聞的各種文體就可以對號入座,各就各位,一目了然,這就是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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