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件報道中的沖突框架研究【2】

四、討 論

1.媒體呈現的“社會熱點”。 媒體呈現的社會熱點與現實情況有相同的，比如“司法不公”問題。媒體呈現的社會熱點也存在著同現實情況有差異的情況。一方面，現實世界中的社會熱點，在媒介世界中不太突出。比如“民生問題”，在社科院2001∼2010年的《社會形勢與分析與預測》中幾乎每年都在重點強調民生問題，但是在媒體報道的社會熱點事件中，民生問題沒有那麼突出。一方面，媒介世界中突出的一些問題，現實世界中也似乎沒有那麼“熱”。比如 “腐敗問題”，在最近4年的《社會形勢與分析與預測》中，已經不再提及。媒體呈現的社會熱點與現實情況產生差異的原因，值得后續的研究。

2.媒體呈現的“沖突雙方”。在媒體的鏡像中，主要呈現的社會沖突的雙方是：“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辦事人員階層”為一方﹔“農民勞動者階層”和“未知名階層的民眾與其他”為另一方。媒介再現偏向於“官民沖突”。這與鄭杭生、李培林、吳忠民等學者對現實的判斷是相符的，他們認為當前中國社會官民（干群）矛盾，比較突出[15]。值得注意的是，與普通民眾直接接觸較多的“辦事人員階層”參與沖突的情形，不如“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這和於建嶸所提到的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的“上移”趨勢是相對應的：民眾對具體工作人員的不滿，上移到對某一級政權（如縣鄉級）的不滿，並可能繼續上移[16]。此外，研究還發現在媒介鏡像中：其他階層與“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的沖突並不突出﹔代表政治資本的政治精英、代表資本主體的經濟精英和代表文化主體的知識精英也未結成“精英聯盟”[17]。在本研究中，主體與客體的一些細節特征還不明確。比如在社會沖突中，政府是作為抗爭要求所針對的對象、要求之提出者或第三方存在。這些細節特征值得繼續研究。

3.媒體呈現的“沖突策略”。媒介呈現的沖突策略中，沖突主體傾向於訴諸“暴力”，客體主要採用是“非暴力”策略，兩者恰恰相反。這種情況也是和現實情況吻合的。裴宜理曾指出，中國民眾的抗爭活動與西方社會運動最根本的一點區別就是規則意識大於權利意識[18]。也就是說，在中國，民眾的抗爭活動大多都在現行的規則框架內進行，他們所依靠的武器是現行的法律和政策，民眾的抗爭沒有突破現行的規則。李連江、歐博文也對此做出了“依政策反抗”、“合法性反抗”的論述[19]。但是，媒體呈現的“非暴力抗爭”的細節還有待后續研究。比如媒介展現出來的民眾抗爭的“常見劇目[20] ”有哪些？是否與現實情況相符合？

4.媒體呈現的“沖突原因”。媒介呈現的社會沖突，主要源於利益。而主要的利益因素，為物質利益。這與李培林對現階段社會沖突的解釋是吻合的，即現在的沖突主要是利益沖突[21]。另一方面，媒介呈現的社會沖突，其中情感性因素比較突出，尤其是憤怒和對政府的信任缺失。媒體怎樣在這樣的環境下，發揮自己的“安全閥功能”，值得我們深思。

5.媒介呈現的沖突后果。媒介呈現的社會沖突，對於沖突雙方來說，后果是嚴重不對稱的。對民眾一方來說，他們承擔的是一些比較嚴重、較難恢復的傷害，比如精神傷害、經濟損失與賠償、失去生命、身體傷害、個人自由受影響（拘禁、判刑）等﹔而對官員一方來說則輕的多，比如個人名譽、地位或職位受影響、經濟損失與賠償、道歉、供認、悔恨、許諾等。

媒介在呈現沖突對個人影響的同時，也強調了沖突的社會影響。短期來看，公眾表達了對沖突“真相”的關注﹔長期來看，這種關注的持久性值得懷疑。對政府來說，無論沖突是否得到合理應對，此類沖突都可能導致政府合法性的流失。（作者系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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