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視閾下人文精神“式微論”芻議【2】

從組織傳播學的層面來看，大眾傳播確實打破了傳統社會具有教化引導功能的組織（群體）傳播，在中西方的傳統社會，都存在類如教會、宗族這樣的群體性和組織化的傳播場，每一個成員都會或多或少地被侵染上群體的觀點和規范，而往往這種群體的態度能很好地引導個人的健康成長和良性發展，但也是因為大眾媒介傳播打破了以往以“鄉村社群”為組織（群體）的傳播，信息流被解構重組，人成為孤立的原子，隻有群體傳播才具有的心理認同感、社會引導、道德上的肯定等社會調節機制在大眾社會的大眾文化中正在逐步消失，道德秩序失范，人文精神也必然隨之式微。

（三）傳播受眾的商品化

媒介發展過程中沒有把每一個受眾當做充滿血肉和溫情的“人”來看待，而是浮夸的內容與低劣的手段來迷惑愚弄受眾、奴化受眾。受眾的商品化就是人的異化和被異化。

《通俗文化理論導論》中說道：“大眾文化理論傾向於把受眾看成是被動的、因循的、無需求的、脆弱的、可操縱的、可利用的和多愁善感的大眾，他們抵抗理智的挑戰和激勵，容易成為他們不得不接受的消費主義、廣告、各種夢想和幻想的犧牲品，不自覺地受到壞趣味的折磨，在對大眾文化不斷重復的程式的虔誠中像機器人一樣。[4]”加拿大學者達拉斯·斯密塞提出的“受眾商品化”概念認為閱聽人是一種商品，是傳媒工業的勞工，為傳媒工業生產著剩余價值。美國學者艾琳·米漢將其解釋為：“傳媒真正出售的不是閱聽人，而是收視率和點擊率。[5]”因此，從這種控制論對大眾傳播的闡釋中可以進一步看出受眾作為個體及其文化審美需求心理受到了媒介控制的解構。

（四）傳媒從業者職業操守的淪喪

后大眾傳播時代下，保持良好的職業操守仍然是每一個傳媒從業者最基本的職業道德。這不禁就會讓人聯想到去年的陳永洲案。陳作為《新快報》的記者，受人指使和在錢財的驅動下，未經核實地發表大量有意詆毀中聯重科的失實報道，導致其聲譽和股民嚴重受損。眾所周知，記者必須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堅持不搞有償、虛假和欺詐報道的從業底線，陳的行為嚴重違背了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嚴重損害了新聞媒體的公信力。但整個事件又不是陳一個人能操作完成的，其所屬的報社也難辭其咎。陳也表示，“主要是貪圖錢財和為了出名才這樣做的，自己被利用了。”都是誰在利用他？又是誰向他提供現成文稿，其目的何在？在這條黑色利益鏈條上，陳也許只是個小卒子[6]。幕后黑手到底是誰？這不得不讓人深入追索。

無論從個人還是利益集團的角度來審視整個事件，都可以肯定那雙無形的最大黑手就是“金錢”，由此可管窺到資本對大眾傳播的滲透。虛假謠言、侵犯隱私、涉及色情和暴力等違背傳播倫理的不良信息已然成為一些大眾傳媒吸引關注度的常用手段。資本強勢進入並參與新聞生產，這反映了公共空間的政治功能和經濟功能發生改變。大眾傳媒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是霸權代碼的生產者，隱匿在其背后的商業關系、公共關系和權力關系極為復雜。傳媒的資本化運營正在嚴重影響著傳媒從業者的道德判斷和價值取向[7]。而大眾傳播中人文精神的涵養和傳承就承載於每一個信息把關人、媒介從業者的職業道德之中，所以人文精神是新聞從業者的自律精神，也是媒介的自由和公信力的強大支撐和不竭活源。

四、重構基於人文精神的大眾傳播

面對大眾傳播人文精神缺失的危機，五個方面可以作為重構人文精神的主要對策。

（一）樹立“以人為本”的傳播價值觀

傳播價值觀是大眾傳播的基本立場，是整個傳播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大眾由千千萬萬的個體“人”組成，他們並非一群被媒介或某些力量操作的愚昧分子，他們有血有肉，他們有自己的情感和感受，更有人性最美好的光輝，所以要牢牢把握“尊重人性”這一最基本的出發點，在傳媒的生產鏈條中傳遞人間真情，弘揚社會道義，用媒介的傳播力量去溫暖這個冰涼的世道，去關懷那些弱勢的人群，想他們所想，急他們所急，真切地走進他們的生存現狀，真切地領悟媒介傳播的真諦所在。想必隻有這樣，傳播的價值才能最大化，媒介的價值傳播和認同才能更加牢靠和廣泛。

（二）將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相融合

商業性和娛樂性是大眾文化的兩個重要表征，但往往由於商業性的作怪，娛樂性就被無限地放大，甚至膨脹、泛濫，變異為大眾文化所無法克服的平面性、膚淺性、媚俗性等自身局限。其實，大眾文化固有的娛樂性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比如，娛樂性強調人人參與，共同分享，這極大地體現了大眾文化相較於精英文化的廣泛民主性，同時那種刻板的嚴肅的精英文化在現代人的精神高壓下，完全不能給予普通大眾精神上的徹底愉悅和短暫休憩，所以，大眾文化的娛樂性充實了人們的閑暇時間，緩解了現代人的精神壓力[8]。但這並不代表我們要徹底拋棄精英文化，反而在大眾文化娛樂化泛濫的當下，我們更應該發揮精英文化的高雅性和藝術性，用更高的道德准則和藝術要求來改良過分娛樂化的大眾傳播內容，給大眾文化洗洗澡，去去銅臭，使其發展更能適切社會健康的進步和人們良性的精神需求。

（三）以媒介的自律和他律促進健康傳播

受眾、媒介、經濟和社會四者在理念上構筑了傳播生態的整體協調和有序發展。傳播者、媒介、受眾、信息四者間的優化組合是傳播生態平衡的重要前提。健康傳播也正基於以上理論前提，倡導公共精神，弘揚社會道德，預防和消除信息污染和傷害，規避暴力信息的過度傳播以及形勢、技巧的濫用對人身心健康和社會精神文明建設所造成的傷害。而實現的路徑就是要大力加強媒介的自律和他律。一方面，堅持媒介自律和新聞專業主義。重視道德力量，強化自我監督和自我調整。譬如在報道暴力信息時，不渲染不夸大，不過度描述犯罪細節來吸引關注，而是站在本著客觀事實的基礎上，探討更多深層次的意義，引導受眾進行理性思考。同時，還要有良好的傳播品味，以道德責任和公眾利益作為傳播的准繩。而新聞專業主義作為媒介自律的重要保証，在信息傳播尤其是新聞報道中更要注重客觀性，杜絕個人偏見，以冷靜的方式向世人還原或呈現最接近真相的事實。另一方面，媒介生態的良性發展還需要外部力量的監督和制衡，比如建立健全相關的信息傳播的法律法規，接受廣大受眾的監督，發揮市場競爭機制的優化作用等。

（四）強化媒介議程的追責功能

大眾媒介除了政治、經濟等功能外，其重要的社會功能何在？這是值得每一個傳媒人深思的問題。媒介在科技猛進和信息井噴的今天應該如何發揮自身的議程設置功能就是大眾傳播中重構人文主義精神的重要一環。媒介的偉力就在於它能傳遞最有力的信息，引導最廣泛的輿論﹔媒介是社會輿論的高地，誰先佔領誰就把控了社會的人心動向。媒介從業者作為信息的“把關人”篩選貼合各方需求的信息進行加工處理，並通過媒介傳遞給大眾，按照符號學的理論，這就是一種符號化的景觀社會的布景，受眾通過這些已被人為設置的信息來做出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和判斷，這也體現了一種媒介的控制論原理。那麼在人文精神的構筑中，新聞傳媒是否可以對社會中但凡有關弘揚人道、發揮人性的社會事件和新聞熱點進行凸出報道和大力宣傳呢？比如從重大公共事件、社會詬病、百姓民生以及愛心義舉等方面進行深刻的批判性報道和正能量的積極傳遞，從而教育受眾以人文精神並引導受眾深思人文精神的核心內涵。

（五）積極發揮受眾的主觀能動性

霍爾的編碼——譯碼理論解析了公眾對媒介霸權的解碼能動性。以此理論，受眾作為文化的消費者，完全有可能發揮解碼的主觀能動性，促使文化產品轉化為自己所希望接受的形態[9]。大眾傳播意義的完成在於受眾對信息的接收和解讀，受眾也是意義生產的重要環節，沒有受眾的參與就沒有傳播意義的存在，所以，一場成功的大眾傳播必須是由受眾和媒介共同構成的。可見，受眾不是完全被動的和麻木的，受眾具有一定的選擇性、能動性和創造性。那麼，反觀大眾傳播的三個主要角色和環節，我們是否可以考慮不單單從傳播者和媒介這兩個方面還可以從受眾的角度來尋求解決人文精神在大眾傳播領域缺失的解決之道。比如可以對受眾進行人文素養的教育，探求受眾解讀信息的內在規律以及如何讓受眾准確無誤地理解傳播者傳播信息的意圖，培養其正面的信息消費需求。（作者系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碩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1] 百度百科.人文精神[EB/OL].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0585/5069943.htm?fr=aladdin

[2] 曾慶香.淺析媒體人文精神的建構[J].新聞前哨,2004(9).

[3] (美)N·波茲曼著.章艷譯.娛樂至死[M].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4] (英)多米尼克·斯特裡納蒂著.閻嘉譯.通俗文化理論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5] 李亞祺.審美的娛樂化---淺析大眾傳播媒介對文學批評詩性內核的消解[J].絲綢之路,2013(2).

[6] 長沙警方:陳永洲已供認受人指使收人錢財[N].新華每日電訊,2013-10-27.

[7] 劉新榮.大眾傳播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與重構[J].當代傳播,2007(19).

[8] 孫葉飛.大眾文化的人文關懷[J].理論導刊,2005(24).

[9] (英)約翰·費斯克.理解流行文化[M].倫敦:安文•海曼,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