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視閾下人文精神“式微論”芻議

摘 要：人文精神的式微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人的異化”，反映在大眾傳播領域就會出現諸如傳播價值觀扭曲、傳播內容過度娛樂化、受眾商品化、傳媒從業者職業道德淪喪等一些令人堪憂的弊病，這些問題為何會出現？在今后以新媒體為主導的后大眾傳播時代，我們該如何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並重揚“人文精神”這面大旗正是本文所要芻議的主題。

關鍵詞：大眾傳播﹔人文精神﹔式微論

人文精神古來有之，在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中存在著大量人文精神的因子，尤其是在諸子百家的經典論著中尤為凸顯，譬如孟子“民為貴”的民本思想，孔子“仁者愛人”的儒家核心思想，庄子提倡“超然物外”的“羽化神游”，皆強調個人的尊嚴、道德的完善以及思想的自由等等。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對人的主體性的認識達到了極高的境界，無不展示著高潔的人性光輝。

隨著“五四運動100周年”的即將到來，在西方文藝復興和思想解放運動中興起的人文主義思潮也隨之傳入中國一百多年了，西方的人文主義精神旨在通過認識人的本性，尊重人的價值，肯定人的存在來驅散籠罩於西方中世紀上空的漫長的封建黑暗。人文主義精神主張以人為本，回歸人性本然，任何外界強加的非人道的桎梏和壓迫都不能阻止人對自身全面發展和對更美好的生活的不懈追求。

一、大眾傳播視閾下的人文精神內涵

人文精神的核心內涵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第一，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命運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其二，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精神文化現象的高度珍視﹔第三，對一種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1]。而筆者認為“關注人、關懷人”才是當下大眾傳播視閾下人文精神內涵的正宗要義。具體來說，從大眾傳播的角度理解的人文精神，更多地表現為大眾傳播過程中對人的關懷，對人尊嚴的捍衛、價值的追求和命運的關切。社會責任理論也強調大眾傳媒的社會責任，認為傳媒享有的新聞自由應以承擔“社會責任”為前提。人雖然是具有理性的動物，但思想的懶惰會厭倦運用理性，陷入無所用心的盲目狀態。因此，大眾傳播有責任倡導和捍衛社會道德、激勵公民運用理性[2]。

二、人文精神式微的本質

當今中國的人文精神卻呈現出一片式微的光景，從日益昌盛的大眾傳播中就可見一斑。人文精神的式微正如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提到的“人的異化”。馬翁認為，人如果把客觀世界及其人本身作為實現目的的手段，那麼人就徹底的異化為非人的機器。自私、貪婪等人性中非理性的因素膨脹，直至沖昏人的頭腦，阻止人進行理性的思考，社會就會出現大面積的道德滑坡。這種現象是可怕的，並正在大眾傳播領域中發生和蔓延。

三、大眾傳播中人文精神式微的表現及其原因

（一）傳播價值觀的扭曲

現在很多大眾傳媒的傳播價值觀尚未建構於普世價值觀之上，具體到中國國內的情況來看，也尚未客觀地遵循辯証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忽略了矛盾的客觀性和多樣性，仍舊簡單粗暴地用階級斗爭的思想來統攝對一個客觀歷史事件以及該事件中歷史人物性質的判定，在廣大受眾的思想中硬生生地樹立了“非對即錯”的二元對立論。這會給社會帶來一種非理性的主觀思考，導致一些價值偏差和愚昧行為。理性的思考需跳出單一的對立思維，跳出既有的框架，站在人性的普世立場來審視人類的過往，想必這樣才能更接近一個客觀的真實。

譬如現在大眾傳播的內容中充斥著對某些歷史事件的簡單定性和對若干歷史人物的粗暴評價。歷史事件本身是極其復雜的，歷史人物身處其中也是一個矛盾體。用簡單的隻言片語對其進行概括，甚至是隻講好話不講壞話，或者是隻講壞話不講好話，這樣做法的本身就是對歷史的反動。唯有不斷探索，通過我們所及的能力展現出事件的碎片，而不是過去的本身。認識過去的目的是為了認識人本身何以至此，並非從道德情感上去對所有過往做出道德評價。而作為道德評價的好與壞，無非就是自己想要通過簡單的方式去體認自己的過去，這本身就是反人性的。只是單單考慮簡單因素，陳述所謂的事實，而未考慮歷史合力為何會把事件引向那個方向。更有甚者，在下結論前就預設諸多目的，大搞民族主義的伎倆，簡單的兩分法、價值對立的二元論等等。所以，大眾傳播的價值觀勢必要回歸到關懷人的基點上來，不斷探求人性的本質，還原人類最真實最美好的情感價值，探尋未來人類的發展之道。

（二）傳播內容的過度娛樂化

縱觀整個大眾傳播的生態，娛樂化無不充斥著大眾傳播的每一個毛孔。隨著人類社會從近代走向現代，現代走到當代，工業化和城市化不斷升級和擴展，打破了原有的以貴族和平民為階級基礎的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格局，形成了以城市工業階級為基礎的廣泛的大眾文化。但往往出於對商業利益的考量，迎合大眾的消遣需求，媒介所擔任的娛樂功能被無限放大，佔據了教化功能的上風。

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大眾媒介在傳播內容上所反映出來的結果當然就脫不開娛樂過度的快餐式的文化消費景觀，正如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提到的那樣：現實社會的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成為娛樂的附庸。而且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文化被娛樂所裹挾，人們也不再嚴肅和批判。最終“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文化將成為一場滑稽戲，等待我們的可能是一個娛樂至死的“美麗新世界”，在那裡“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3]。總之，受眾信息的享樂主義在蔓延，在消費社會中，受眾的生活習慣、思考方式甚至政治洞見、生存技巧都發生了變化。

娛樂化泛濫的危害直接關涉到政治傳播學中很重要的一個命題——公共領域的消失。在大眾媒體出現或尚未蔚然成風之前，在歐洲的一些咖啡館和酒吧中，社會各階層在此聚集，討論時政，相互溝通，形成了一個個能影響社會輿論導向的陣地和堡壘，這是一種特別的輿論場，像民間的下議院，討論的過程和結果能引發民眾對一切更為理性的思考和判斷，自然也就很好的促進社會的民主自由之風氣的進步，而民主和自由是人文精神延展到近現代的基本保障。然而，這樣的傳播形式在現在是極其稀有甚或絕跡了的，民眾被電視廣播網絡等大眾傳播的搞笑娛樂所誘惑收買，在這樣繁雜緊迫生活環境中帶給人輕鬆娛樂，自然就排斥掉了對殘酷現實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