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自由作者大衛·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大力推介他提出的“解困新聞”(Solutions Journalism,縮寫為SoJo)理念,“解困新聞”作為新聞傳播領域的一個新理念,值得我國業界和學界給予更多關注。
伯恩斯坦在《紐約時報》以及斯科爾世界論壇(Skoll World Forum)等網站撰寫文章,告訴大眾為何我們這個時代特別需要“解困新聞”,並為此專門創辦了一個名為dowser.org(中文為“探礦者”之意)的新聞網,致力於對社會改革的報道,主要關注的是Who is solving what and how(誰正在解決什麼社會問題,如何解決的)。他還創辦了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解困新聞網絡),旨在傳播他的理論,試圖改變傳統媒體對新聞報道的認識,並通過網絡影響更多有志於做“解困新聞”的新人。
所謂“解困新聞”,是指致力於解決問題而非只是發現問題的新聞報道。如在報道某貧困偏遠山區失學兒童時,“解困新聞”報道的落腳點是哪種現有的模式能夠降低輟學率,這一模式是如何運行、發揮作用的?
“解困新聞”與社會企業家
伯恩斯坦所倡導的“解困新聞”又與他提出的另一個概念“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s)相關聯。伯恩斯坦這樣定義社會企業家:“為理想驅動、有創造力,質疑現狀、開拓新機遇、拒絕放棄,構建一個理想世界的人。”與商業企業家最大的不同是,社會企業家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盈利,他們多為社會公益組織的發起者和運營者,在教育、環保、鄉村開發、扶貧、人權、醫療保健、助殘等領域謀求革新與改善,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溫暖和美好。例如為印度的流浪兒童創設24小時救援熱線的杰魯,為南非的艾滋病人建立看護網絡的霍薩,為巴西的貧苦牧民提供太陽能發電系統的羅薩等。
2004年伯恩斯坦曾參與創辦首屆中國社會企業家論壇,在他的《如何改變世界——社會企業家與新思想的威力》(2006年中文版在中國問世)這本著作中,他講述了許多通過個人努力改變世界的社會企業家的故事:如孟加拉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創立了格萊珉銀行,向窮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額貸款以幫助他們實現個體創業擺脫貧困生活,尤努斯因此被稱為“窮人的銀行家”並獲得了2006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美國的J.B.施萊姆幫助上千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中學生進入大學﹔南非的維洛尼卡·霍薩推出了一種以家庭為單位的艾滋病人護理模式,並由此引發了南非政府衛生醫療政策的改變……這本書中所介紹的人物都懷有一種致力於解決現實問題的強有力的理想。
香港前商業電台策劃總監黃伯康於2013年成立了社會企業媒體“言論自由行”(www.hksow.hk),用以推廣和踐行“解困新聞”。他對其所倡議的“解困新聞”曾做了如下的舉例說明:在每年的風季雨季,新聞媒體便會到上環的店鋪和街道,拍攝水淹和財物損失慘重的情況﹔但傳媒真正要著眼的,應是導致上環水道淤塞的因由,偏偏這一層無人有興趣繼續跟進。媒體本身說故事的能力很強,而人們愛看的是有關“情緒”的故事,為了迎合市場便順理成章去說這類故事。①
“解困新聞”在美國
其實,“解困新聞”的理念在之前國內外的新聞實踐中已見端倪。
美國康涅狄格州的自由記者蘇珊·貝內施(Susan Benesch)在其1998年發表於《哥倫比亞新聞評論》雜志上的一篇文章《“解困新聞”的興起》中指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些美國媒體包括提供新聞供稿服務的機構American News Service、電視台、報紙、雜志及其他出版物就已經在做“解困新聞”,如以“尋找解決之道”為口號的American News Service在1996年8月剛開始創辦時曾免費供應此類稿件兩年,1998年8月開始按每周兩篇800∼1000字的特寫共7.5美元的初始優惠價售賣。1996年8月至1997年9月期間,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ABC News)的《詹寧斯秀》(Jennings Show)每周播出兩到三次“解困新聞”﹔《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志也在1998年開列了一個名為Silver Bullets(直譯為“銀色子彈”,其引申義為“良方,高招”)的清單,尋求諸如戰爭年代遺留下來的地雷陣、肥胖、大學生運動員的教育缺失等社會問題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並把這個清單上的問題作為年終的封面故事刊發了一篇特寫。《美國新聞》(U.S. News)在它的《1997展望》也發布了一個解困的清單,這份清單涵蓋了從犯罪到高等院校學費到棒球運動催眠曲式的節奏等一系列問題的解決方案,其編輯James Fallows認為記者們應該傳播什麼是正確的,對那些不良的問題應如何改善。他批評社會上大多數新聞記者只是簡單直接地記錄事物的表面現象,卻不去考慮如何為社會問題尋找解決之道。②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所秉承的新聞價值觀自大眾化報紙時期之后,“壞消息才是好新聞”成為其典型注解。趣味性、沖突性成為新聞價值的核心要素,20世紀30年代,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採編主任斯坦利·瓦利克爾即認為新聞建立在三個“W”上,即:women(女人)、wampun(金錢)、wrongdoing(壞事)。這樣的新聞價值觀使新聞記者在受眾的眼中成了所謂的隻關注壞消息的“憤世嫉俗者”。③在歷屆普利策獎的獲獎作品中,揭露性的負面新聞報道佔有絕對優勢。故“解困新聞”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西方所奉行的傳統新聞價值觀的反動和顛覆,但“解困新聞”絕不是吹捧與阿諛奉承式的新聞,不是隻停留在報道好人好事的層面上,它有其重視批判性的一面,通過深入的採訪解釋社會問題的重要性,挖掘其背景及深層次的原因,而與揭露性報道不同的是,它的終極目的是為某一問題的解決提供行之有效並可推而廣之的方案。所以,從發現問題到為所關注的問題提供解決之道,這才是立志於“解困新聞”的新聞人士的職業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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