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關系重構下媒體融合的未來【3】

三、從形態融合到組織變革：信息權力的重新結構化

針對用戶流動性增強的社會時空關系建構，以數字技術為紐帶，新媒體表現出迥異於條塊分割的傳統媒體的融合性特征。電信網、有線電視網與Internet正在實現互聯互通，通過網絡將分散的分布式數據庫、信息系統連接起來，建立互操作平台、數據倉庫與交換中心、數據處理平台、多種數據的融合與立體表達與虛擬技術的數據共享平台。這種圍繞著信息化建設在傳播各環節發生的變化，呈現出鮮明的智能化、移動化和交互性特征，尤其表現在用戶終端這個市場原點上。

隨著互聯網的快速升級和智能終端的發展，用戶獲取內容的渠道不再局限於傳統媒體，越來越多地向電腦、手機、PAD等多終端延伸﹔多屏互動技術的興起，整合並優化了現代家庭、商務、教育、娛樂等各種環境中的電子設備之間的聯系，使其互聯互通、資源最大化分享利用。截至2014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32億，其中網絡視頻網民達到3.89億，網絡視頻使用率超過70%，互聯網電視終端用戶總數約為3000萬。此外，智能手機用戶已形成龐大規模，手機視頻躍升至移動互聯網第五大應用。

面對這種媒介形態的變化，不論是為了經濟生存還是意識形態維護，單個傳統媒體幾乎不同程度上採取了新媒體技術的應用，一些大城市如上海更是大刀闊斧對傳統報業和傳統廣電業進行了組織變革。這種變革既有在行業中搶先發展的意味，但同時也包含著對網絡媒體的對抗。眾多中小城市和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傳統媒體，在組織變革上卻舉步維艱。

在一個社會系統中，每一個城市都參與社會生產和分工，這是社會關系的聯合。但是，每個城市的資源稟賦又是不同的，因而在社會生產中處於不同的位置。這種聯合且不平衡的發展形成了新的空間結構，這尤其是因為生產的國際化和空間分工的重組。社會關系的結構化和意義因此發生了變化。我們稱之為東部發達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不僅僅指的是經濟總量的發布狀態，也包括對文化指標的考量。換言之，文化生產既是經濟行為，又是社會關系的生產。當大城市的傳統媒體以及去地域性的互聯網企業能夠佔有更廣闊的社會時空時，就意味著它將可能在經濟和社會關系兩個層面獲得更大的權力。

真正在空間上擴展的東西，是經濟所有權關系和佔有關系，這些關系構成一個等級體系，在這個等級體系中的位置不同的管理者，在生產關系內、資本與勞動之間佔據的位置也不同，社會分化和空間分化由此日益緊密相關。從媒體資源關系的配置方式上看，不平衡的城市之間的所有權和佔有權也是不同的。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隨著大公司日益建立的跨地區模式，延伸的管理和控制等級體系隨著資本的“去空間”的集中而發展。也就是說，能夠大范圍覆蓋的實力媒體將佔據更多的市場空間。囿於地區權威性和配置性資源雙重匱乏的限制，大部分傳統媒體的生存空間勢必壓縮，與之對立的一面是，傳統媒體需要在傳播關系的生產方面突破地區性限制，才可能獲得新生。

隨著中國城鎮化以及信息技術應用的發展，按照行政區域劃分市場疆域和分配生產生活資源的傳統做法，越來越被市場性資源配置所取代。當代非常廣泛的溝通手段、現代權力體系的范圍、世界的不可分性（地球村）以及全世界利潤生產模式中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都在城市的重組進程中發揮作用。地域性媒體要想獲得發展，也需要在城市重組中進行組織變革，盡可能地擴大對受眾時空消費的佔有。長沙廣電的中廣天擇傳媒、湖北廣電的長江傳媒以及從浙江東陽走出來的華策影視傳媒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此外，私人化公司正在從傳統媒體中分離出來，諸如吳曉波頻道、羅輯思維以及發達省份電視人紛紛創建的影視公司，是繼二十年前光線傳媒、華誼兄弟等民營公司之后的更重要的變化。這意味著傳統媒體日益處於生產關系的鬆散和隨時流動的可能之中。換句話說，傳統媒體如果不主動進行組織變革，則將可能處於被動的組織變革之中。

美國的NETFLIX，原來只是一個DV郵購公司，后來介入互聯網變化成為流媒體點播提供商，讓觀眾能夠隨時隨地在線觀看影視節目。1999年，這家公司開始提供固定訂戶服務，2007年郵購業務基本上因為飽和而停滯了，2008年后向流媒體市場全面進發。當然，NETFLIX所做的一切並不只是平台建設和渠道建設，它的核心工作仍然是內容建設，圍繞內容建設開展與電視和電影企業的融合。這樣的企業還有彭博社、英國的《金融時報》等。

但是，單個傳統媒體的轉型是難以實現對新時空關系的掌控的，不管是建數據庫或者建雲平台，單個媒體的數據都構不成大數據，無法進行資源的分享和共享，就難以實現雲計算，難以持續生產出新媒體產品來。因此，針對超流動性帶來的社會時空關系的變化，媒體的服務和產品應該採用多種形態多種傳播通道更暢順地進入用戶。這就意味著傳統媒體時代權力分立的局面需要打破，傳統媒體不能僅僅依靠表面上的技術升級和單個企業的組織變革融合到新媒體中，而需要在這個基礎上推進整體結構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