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民國報業巨子史量才殞命始末【2】

　　 蔣介石曾有意拉攏史量才。圖為1931年南京召開各界領袖會合影，史量才居於正中，蔣介石在其左側。

　　▲《申報》報館大樓。

　　▲《申報》的銷售網點遍布全國。

　　這三篇評論正對“剿匪”而發，題目是《剿匪與造匪》：“今日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勞苦之同胞，何莫非飢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槍口不以對外而以之剿殺因政治經濟兩重壓迫鋌而走險之人民……對殺人放火，奸淫擄掠之日軍，既委曲求全，禮讓言和，請其撤退﹔獨對於國內鋌而走險之人民，則竟動員大軍，大張撻伐。此誠吾人所不解者也。”

　　蔣介石在朱家驊的報告上，用紅筆做了六個字批示：“申報禁止郵遞。”

　　《申報》在上海租界中辦報，而市場卻在全國。這一下，除了租界的一方小天地，凡是國民黨統治區的發行都被掐斷了。發行是報紙的生命線，這顯然是要斷了《申報》的活路。

　　弄清報紙被禁郵的來龍去脈后，史量才趕緊托政界朋友疏通關系。

　　《申報》畢竟影響巨大，蔣介石一時也不能將其封殺，他提出了《申報》恢復發行的三個條件：撤換總編輯陳彬龢，知名民主人士、左派知識分子黃炎培和陶行知離開《申報》，國民黨中宣部派員進駐《申報》指導辦報。

　　史量才胳膊擰不過大腿，對前兩條答應了下來，但第三條則觸及了他的底線。他給南京政界的朋友發去電報，強硬表示：《申報》是私營報紙，從未拿過政府津貼，倘若一定派員指導，寧可停刊。

　　從7月16日到8月21日，《申報》共被停郵35天，損失不言而喻。蔣介石覺得教訓史量才的目的達到了，也退讓了一步，不再堅持派員進駐。《申報》的發行終於得以恢復。

　　百萬讀者與百萬兵

　　按照與蔣介石達成的恢復郵遞的條件，《申報》時任總編輯陳彬龢、總管理處設計部主任黃炎培、顧問陶行知都辭職離任。但《申報》仍在史量才支持之下，風格一如既往。非但如此，自1932年12月起，史量才起用剛從法國留學歸來、年僅28歲的黎烈文，改革《申報》歷史悠久的副刊《自由談》。

　　正是經黎烈文的銳意革新，《自由談》從茶余飯后的消遣談資，轉變為進步輿論陣地。

　　《自由談》改版之初就刊登了一篇《編輯室啟事》說：“編者為使本刊內容更為充實起見，近來約了兩位文壇老將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為本刊撰稿，希望讀者不要因為名字生疏的緣故，錯過‘奇文共賞’的機會！”

　　“何家干”和“玄”兩位先生的名字對很多人來說確實生疏，他們更被人們熟知的名字是魯迅和茅盾。

　　魯迅撰寫的雜文成為《自由談》的一面旗幟。這些文章，后來被魯迅編入《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等文集。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的文章，“時有對於時局的憤言”，“出於時事的刺戟”，而“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

　　茅盾曾在《多事而活躍的歲月》中寫道：“延續了兩年的《申報·自由談》的革新，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應當大書一筆，在革命文學的發展中，起著沖鋒陷陣的作用。”

　　《自由談》刊發了大量針砭時弊的評論、雜文，超出了國民黨所能容忍的尺度。國民黨當局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絕。“感謝諸公為《自由談》惠臨賜教，我想諸公未必願將‘自由談’變作‘不自由談’吧！”這是他的回答。

　　但是迫於壓力，黎烈文還是在主持了《自由談》一年多后辭去了主編之職。

　　《申報》刊載大量抨擊蔣介石政權的言論，歷來被視作史量才被暗殺的原因。但客觀地說，這些言論的確令當局震怒，但還不至於成為對史量才痛下殺手的主因。坊間流傳史量才“因言獲罪”的直接原因，是他以百萬讀者抗衡蔣介石百萬兵。

　　根據徐鑄成在《報海舊聞》裡的記載，蔣介石曾找史量才談話，勸他不要與政府作對，並威脅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量才針鋒相對地說：“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

　　關於這個傳說更可靠的版本，是黃炎培在《八十年來》中的回憶：“1932年有一天，蔣召史和我去南京，談話甚洽，臨別，史握蔣手慷慨地說，你手握幾十萬大軍，我有申、新兩報幾十萬讀者，你我合作是了。蔣立變色。”

　　史量才研究會副會長、史的內侄孫女龐榮棣認為，從當時的情境看，應該是黃炎培的回憶更接近現實。史量才以讀者和軍隊相對比，並不是對蔣介石恐嚇的回擊。但是史量才言下之意也很明白，他不會接受執掌最高權力的蔣介石的控制，“筆杆子”和“槍杆子”一樣有威力。

　　手握中國四大報紙、負一國輿論重望的史量才，沒有理由不自信，這份自信犯了大忌。

　　蔣介石臉色立變。一個小小報館經理，與他平起平坐談“合作”，無異於仗民心輿論向威權發出挑戰。

　　殺機陡生。

　　史量才也的確不是一個單純的著名報人了。“九一八”事變以后，史量才以上海頭面人物的身份積極介入各種重大的社會事務。“一二八”事變中，他被推舉為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會長。黃炎培就曾說過，那時的史量才就“已招蔣的忌心”。

　　更讓史量才成為蔣介石眼中釘的，是他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密切關系。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由宋慶齡、楊杏佛、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與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公開斗爭。史量才並沒有加入這個組織，卻是其熱情的支持者。他甚至以記者的身份出席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舉行的發布會，號召新聞界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肩戰斗。

　　蔣介石終結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方法血腥暴力。1933年6月18日，總干事楊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國民黨復興社特務暗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隻存在了半年多就終止了活動。

　　楊杏佛被刺一案疑點重重，《申報》對此進行了大量報道，矛頭直指蔣介石，暗示楊杏佛遇刺就是政府所為。

　　史量才的種種“批逆鱗”言行不斷疊加，終於讓蔣介石忍無可忍，起了殺心。

　　藍衣社殺手

　　刺殺史量才是否出自蔣介石的直接命令，目前沒有直接証據。暗殺是上不得台面的卑劣手段，料想蔣介石真的有這個命令，也不會留下什麼字面檔案。

　　沈醉的回憶，是指稱蔣介石為刺殺史量才幕后元凶的最主要依據。

　　沈醉算得上最了解軍統黑幕的“元老”。他18歲加入復興社特務處，28歲任軍統總務處處長，是軍統最年輕的少將，在軍統中以“年紀輕、資格老”著稱，是軍統頭子戴笠深為器重的“四大金剛”（亦說“四大殺手”）之一。

　　在《我所知道的戴笠》、《戴笠其人》等回憶文章、著作中，沈醉都留下了史量才被殺案的詳細記錄。據其記載，他之所以對此知之甚詳，是因為他當時正在上海華東區擔任區交通組長，是刺殺楊杏佛和史量才兩案的間接參與者。抗戰期間，軍統大規模舉辦特務訓練班時，沈醉是“行動術”（專搞逮捕、暗殺、綁架、破壞等活動）基本教官，這兩件血案均被列為教材。

　　據沈醉回憶，1934年夏秋間，復興社特務處處長戴笠奉蔣介石的命令暗殺史量才，先是准備在上海租界內動手，曾一度在《申報》館和史公館附近找過房子。因為負責刺殺的人員遲遲找不到適合下手的地點，戴笠還親自到上海布置。

　　戴笠到上海后，卻改了主意。

　　《申報》館和史公館都在上海租界中。一年前，復興社特務就是在租界中暗殺了楊杏佛。那是第一次在上海租界進行暗殺活動，雖然成功，卻有一個殺手被迅速趕到的租界工部局巡捕抓獲。一同行動的殺手不得不向其開槍滅口。被捕的殺手傷重不治，這才沒有敗露復興社的惡行。在租界中刺殺史量才，難保殺手被捕的情形不會重演。

　　負責跟蹤、監視的特務結識了史量才的司機，從其口中打探到史量才要去杭州的寓所秋水山庄逗留一段時間。於是，戴笠決定把刺殺地點安排在杭州，並派出了趙理君為首的六人行動小組。

　　趙理君是與沈醉並稱的“四大金剛”之一，當時是華東區行動組組長。“四大金剛”之中，趙理君最為凶狠殘暴，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徒。除了楊杏佛、史量才，唐紹儀也是死於其手。那是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國民黨元老唐紹儀留在上海。日本間諜組織有意拉攏，唐紹儀不置可否。軍統偵知這一情況后，決定刺殺唐紹儀。趙理君親身行動，用斧頭劈死了唐紹儀。

　　刺殺史量才的杭州之行，趙理君帶領的五個人中，有三個是和他一起刺殺楊杏佛的得力殺手。他們已經獲知史量才的汽車有防彈功能，為此專門准備了穿透力強的特制駁殼槍和子彈。

　　趙理君等人原來打算在史量才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機狙擊，但杭州市內發生這樣重大的暗殺事件，杭州市警察局無法對公眾交待，很可能也受到懷疑。

　　於是，趙理君等人把視線轉到了杭州城外。他們在秋水山庄周圍守了將近一個月，終於從司機口中打探到，史量才將於11月13日由杭州返回上海。

　　趙理君先去察看地形，將海寧縣屬第四區博愛鎮附近、距翁家埠約四華裡的地方選定為伏擊點。他們把那輛敞篷別克開到伏擊點，裝作汽車拋錨，把車身橫在路上。接下來，就是等著史量才那輛綠色防彈汽車沿著滬杭公路駛來。

　　史量才特意購置的防彈汽車，最終沒能讓他躲過殺手特制的子彈。

　　刺殺完成后，軍統特務迅速駕車逃離現場。途中，他們卸下“京字72號”汽車牌照，換上一個杭州警察局的試車牌照，一路向南京飛馳而去。

　　槍聲停止約半小時后，僥幸逃脫的史詠賡帶著一些人返回出事地點，史量才已經氣絕身亡，血流一地。

　　當天，史詠賡從附近的筧橋航校借了一輛卡車，將父親史量才、司機黃錦才和同學鄧祖詢的尸體運回了杭州，隨后向《申報》館報告了噩耗。

　　第二天，《申報》發布了史量才遇害的消息，舉國震驚。

　　杭州市警察局直接負責案件的偵破。可想而知，他們能有什麼進展？

　　那個被凶手丟棄的“京字72號”車牌，不知為何出現在西湖蘇堤。杭州市警察局例行公事地向南京警察局查詢，得到的結果是，“京字72號”車牌是鹽業銀行私車所有，案發時該車未離開南京城。蘇堤所發現之車牌系偽造。線索就此中斷。

　　時任浙江省主席魯滌平受蔣介石電令“限期破案”，不明就裡的他不斷給杭州市警察局施壓。趙龍文也很配合地做出全力追查的樣子，並開出了萬元懸賞。

　　據沈醉回憶，刺殺史量才的特務領到了一筆5000元的犒賞費，聽說杭州市警察局的懸賞額，還互相開玩笑說：“要是自己破了自己的案，倒可以多得5000元呢。”

　　國格、報格、人格

　　史量才遇害后，《申報》也由盛轉衰。

　　1937年11月，侵華日軍攻佔上海。當時日軍並未進入上海租界，但要求對《申報》進行新聞審查，控制這份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申報》拒不接受，憤而停刊。

　　一年后，《申報》借美商之名在上海租界復刊。太平洋戰爭爆發后，1941年12月8日，日軍開進上海公共租界，《申報》再次停刊。但僅僅一周后，在日軍威脅下，《申報》復刊，落入日軍報道部控制。直到日本投降，《申報》又一次停刊。

　　國民政府以《申報》“附逆”為名，接管了《申報》，將設備封存。到1945年12月22日《申報》復刊時，這張出版了70多年的民營報紙已經完全被國民黨掌控。翌年，國民政府強迫史詠賡出讓51%股份給政府，《申報》實行官商合辦，《申報》成了國民黨官方報紙。

　　史量才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了一句名言：“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然而在民國時期的黑暗統治和外敵入侵的時代背景下，《申報》仍不免成為動蕩時局和獨裁統治的犧牲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人民解放軍工作組接管《申報》館。5月27日，作為國民黨官方報紙的《申報》出至第25599號后宣布終刊。翌日，中共中央華東局兼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在申報館原址上出版第一期。

　　1984年11月，史量才遇害50周年之際，《解放日報》舉行了大規模的紀念活動。史量才研究也由此成為中國新聞史、現代史、社會史的一大課題。

　　正是在《解放日報》舉行的紀念活動之后，又一位史量才遇害案的知情者發表文章，揭開了一個令人唏噓的秘密。

　　這個人叫鮑志鴻，1941年進入軍統局並出任第一軍事情報處處長。1942年3月，復興社特務處成立十周年，軍統頭子戴笠准備大搞紀念，對十年來有功之人論功行賞。鮑志鴻是負責整理檔案的人之一，因而得以看到刺殺史量才一案的軍統卷宗。

　　鮑志鴻記述的刺殺過程，與沈醉的回憶基本一致，但他補充了一個更為隱秘的細節。

　　鮑志鴻在《軍統暗殺史量才等民主人士絕密檔案》一文中說：就在這次暗殺行動實施以前，史量才本可獲得免死的機會。杜月笙曾向蔣介石建議，史量才這樣一個很有影響的人，殺掉他不如起用他為好。蔣介石經過仔細盤算，採納了杜月笙的建議。

　　蔣介石把不殺史量才的新決定通知戴笠，戴笠便在刺殺行動的前一天晚上給在杭州指揮行動的趙龍文發去電報。偏偏趙龍文患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病，每天只是上午看公文，戴笠終止行動的電令被壓在了譯電室裡。第二天，暗殺任務照著原計劃被執行了。其后，戴笠通過此一教訓特別強調軍統人員的身體素質，將軍統中上層領導中體弱多病的人大部分從領導職位上調離，怕的就是再誤事。

　　按鮑志鴻所載，史量才或可有免死的機會，但這不會改變最終的結局。即便1934年11月13日的暗殺行動被終止，史量才此后的選擇無非兩種，要麼屈服依附於蔣介石，放棄他一直堅守的“報格、人格”﹔要麼立場不變，拒蔣反蔣，招致另一次殺身之禍。總之，史量才的“報格、人格”或被強力抹殺，或主動放棄，在民國時期的社會條件和政治氛圍下，“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終是一種奢談。

　　而鮑志鴻的記述，則從另一個角度証實，蔣介石確為暗殺史量才的真正幕后元凶——既然是他在杜月笙的勸說下下令中止刺殺行動，那麼當初下令刺殺的人也不會是旁人。

　　史量才生前曾說：“‘申報’這二字，印在報紙上，別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紅的。”仿佛讖語一般，史量才以鮮血染紅了《申報》，也為民國時期的報紙生態做了鮮血淋漓的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