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民國報業巨子史量才殞命始末

　　▲史量才遇刺時乘坐的汽車。

　　 史量才遇難的海寧翁家埠水塘，現在名為史量才塘。

　　1934年11月14日，《申報》以大號字刊登《本報總理史量才先生噩耗》，報道了前一天下午史量才在杭州回上海途中遇害的消息。

　　一代報業巨子的名字，以這樣慘痛的方式登上了自己的報紙。

　　史量才之死，是中國現代史和新聞史上轟動一時的血案。在邵飄萍、林白水之后，又一位報人倒在了民國時期黑暗政治的屠刀之下。

　　而與邵飄萍、林白水被軍閥明目張膽地槍殺於刑場不同，史量才死於一次精心布置的卑劣暗殺。

　　史量才被殺案在民國時期沒有真相大白的機會，凶手一直未抓捕歸案，成了一樁懸案和謎案。直到解放之后，才有諸多當事人的回憶和史學家的考証研究清楚地指出，殺害史量才的正是國民黨神秘的法西斯組織——復興社。因其成員崇尚意大利黑衫軍和納粹德國褐衫軍，均穿藍衣黃褲，復興社有一個更著名也更讓人不寒而栗的名字——藍衣社。隱藏在幕后的藍衣社社長是蔣介石。

　　史量才生前曾說：“‘申報’這二字，印在報紙上，別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紅的。”仿佛讖語一般，史量才以鮮血染紅了《申報》，也為民國時期的報紙生態做了鮮血淋漓的標記。

　　滬杭公路上的槍聲

　　1934年11月13日， 一輛嶄新的綠色小轎車平穩地行駛在滬杭公路上。

　　因胃病剛剛在杭州的宅邸“秋水山庄”休養了一個月的史量才，正在返回上海途中。他坐在車的后座上，同行的有5人：司機黃錦才、二房太太沈秋水、兒子史詠賡、兒子的同學鄧祖詢、侄女沈麗娟。

　　這輛汽車購置不久，豪華之外更有防彈功能。一年多前，他的摯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楊杏佛在汽車中遭到槍擊暗殺，當場殞命。案件沒有偵破，但幾乎所有人都猜得到，那是國民黨軍統特務所為。

　　楊杏佛的死，讓史量才對自己的處境有所警覺。他特意購買了這輛防彈汽車，而且雇佣了貼身保鏢，時刻不離左右。

　　而這一次返回上海，史詠賡和同學鄧祖詢嚷嚷著要坐新汽車，史量才答應了他們，安排保鏢坐火車前往上海。

　　出發前，保鏢提示了滬杭公路上的安全問題，史量才很有把握地說：“這條路上我沒仇人。”

　　滬杭公路全長近200公裡，1932年全線修通，是中國第一條跨省市干線國家公路。修這條路時，在當時中國的報界、實業界、金融界都有顯赫地位的史量才出資捐建了70公裡。

　　坐著防彈汽車、飛馳在自己出資修建的高等級公路上，史量才自信滿滿，不擔心有任何安全問題。

　　來往車輛寥寥無幾，更顯得一派蕭條。行至海寧縣翁家埠附近時，忽見一輛敞篷的別克汽車橫在前面，好像出了故障，司機黃錦才放慢車速，准備緩緩穿過去。

　　槍聲突然爆響。

　　擋路的別克車周圍扑出6名槍手，手持駁殼槍，對著史量才的汽車一通射擊。

　　槍手非常專業，第一槍就打爆了防彈汽車的輪胎。他們使用的也不是普通的手槍，防彈汽車的前風擋玻璃被擊破，前排的司機和鄧祖詢當場喪命。

　　失去控制的汽車歪歪扭扭地向前沖了幾十米，把槍手甩在后面。車身側面加厚的玻璃和鋼板起到了防彈作用，沒有被擊穿。

　　史量才立刻明白，楊杏佛被刺一幕又要重演，車剛停下就大喊：“快跑！”

　　坐在后排的4人跳下車，向路邊跑去，后開門的裝甲車門恰好擋住了向他們追射過來的密集槍彈。

　　沈秋水體弱心急，一跳下車便扭了腳跌倒在地，侄女沈麗娟被流彈射中也倒地不起。但槍手們的目標並不是她們。6名槍手分成兩組，分別向史量才和史詠賡追去。

　　年輕的史詠賡拼命跑向一片小樹林，甩掉了追擊，一口氣跑到附近的筧橋航空學校求救。

　　史量才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慌亂中跑進附近一所茅屋，又覺茅屋不保險，便從后門穿出，躲進了邊上已經干涸的一口小水塘裡。

　　三個槍手追了上來，一頓亂射。史量才仰面倒下，立時氣絕。

　　一代報業巨子史量才就這樣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終年54歲。

　　第二天，《申報》頭版刊登了《本報總理史量才先生噩耗》，並根據史詠賡等親歷者及幾位目擊者的描述，詳細還原了史量才被殺的經過。

　　《申報》總理，作為新聞報道的對象出現在報紙的頭版上，血案觸目驚心。

　　但這並不是一條完整的新聞報道，凶手究竟是何人？行凶出於何種目的？沒有人能馬上給出答案。此后，《申報》繼續報道著史量才的后事，呼吁盡快緝凶破案。此后每年的史量才祭日，《申報》幾乎都要刊登懷念文章。然而直到15年后《申報》最終停刊，也沒有等到史量才遇刺案告破的消息。

　　“說史量才必說秋水夫人”

　　史量才遇害時正處人生巔峰，旗下的《申報》發行量超過15萬份，是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大報。同時，史量才還先后收購了《時事新報》和北方四大報之一的天津《庸報》，購進《新聞報》50%的股權，是聲聞南北的報業大王。此外，史量才還是中南銀行、民生紗廠董事長，擔任全國務農聯合會總干事、上海市參議院議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執行委員等重要職務。

　　這樣一位在中國新聞界、實業界、金融界、地方政界都舉足輕重的人物遭到凶徒槍殺，不可能是一樁單純的刑事案件。史量才死於政治暗殺其實早就被人們猜到，只是，被懷疑為幕后黑手的蔣介石政府掌握著強大的國家機器，威壓之下，這樣的猜測甚至不能公開談論。

　　當時的媒體上，公開將史量才遇害與暗殺相聯系的報道鳳毛麟角。史量才掌握半數股權的《新聞報》算得上勇敢：“暗殺之風，年來甚盛……若惝恍迷離不可捉摸者，殆莫如此案。”文中隱隱有所指，卻也隻能以春秋筆法，含糊而過。

　　表面上，國民政府對史量才之死做了應有的反應。11月16日，《申報》刊載了蔣介石的電令，要求時任浙江省主席魯滌平“應嚴緝凶犯，負責根究為要。”時任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立法院院長孫科等也紛紛發了唁電。

　　查出真凶絕非一日之功，史量才死於“私仇”的說法倒是很快甚囂塵上，在八卦小報、街談巷議中流傳著。其中流傳最廣的是“陶氏后人報情仇”之說。這個版本最富談資，情節設置最完整，在后世的研究中，被判斷是有人故意放出。

　　提到“陶氏后人”，就不能不提起民國時期中國報界一個著名的說法：“說中國報業必說《申報》，說《申報》必說史量才，說史量才必說秋水夫人。”

　　“秋水夫人”即史量才的二房夫人沈秋水，原名沈慧芝，出身青樓。史量才與她相好多年，歷經波折才娶至家中，為其改名“沈秋水”，取“望穿秋水”之意。

　　而“陶氏”是沈慧芝身在青樓時的恩客陶保駿。辛亥革命時，陶保駿參與新軍起義，被委任為鎮江都督府參謀長。他本已准備納沈慧芝為妾，但因為貪污起義軍槍械軍餉，被就地正法，沈慧芝這才得以許身史量才。由此也留下了圍繞史量才的另一個謎案。

　　1912年，史量才入主《申報》，不僅成就了其一生事業，而且《申報》也在他手裡發揚光大，成為國內影響最大的報紙。

　　當時即有傳聞：史量才購買《申報》之資出自沈秋水——陶保駿被處決前，家財都存於她處，據說有80萬元之巨，另有首飾珠寶價值20萬元。

　　在民國時期，娶青樓女子為妾是件尋常之事。對史量才和沈秋水的結合，親之者視為一段佳話，嫉之者則以“史量才人財兩得”之說蜚短流長。

　　與史量才同時代的章士釗，則對這則傳聞深不以為然。他曾撰文回憶，《申報》在清末時即已被上海道台蔡乃煌以8萬兩白銀收買為官媒，辛亥鼎革之期，《申報》由江蘇都督府接管。當時章士釗任都督府顧問，時任民政長應德閎曾有意讓他接手《申報》。章士釗一來剛剛受邀做《民立報》主筆，二來當時的志趣在革命行動，不願為辦報投入太多精力，力辭不受。於是，應德閎轉而找到了史量才，他當時是上海《時報》主筆，蜚聲報界。

　　按章士釗的回憶，《申報》當時屬於官辦，史量才接手是“任監守之責”。后來史量才對《申報》實行了股份制，總股本12萬元，股東包括清末民初中國最大的實業家張謇、“民國助產婆”趙鳳昌等知名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史量才原名史家修，曾追隨張謇多年，助其辦理教育事業，深受信任倚重。時人曾問張謇何以如此器重，張謇說：“我是量才錄用。”史家修感念張謇的知遇之恩，遂改名史量才。與張謇這樣的大實業家共同成為《申報》股東，史量才的股本恐怕更多的是“智力入股”。

　　章士釗與史量才交好，同為報界名人，又與政界關系頗深，他的回憶應該可信。可惜的是，章士釗的這篇回憶文章寫於新中國成立之后，史量才有生之年，始終沒有擺脫那則傳聞的蜚短流長。

　　在他遇害之后，這則傳聞又增加了新的“素材”。傳說中有鼻子有眼地造出了一個陶保駿的后人“陶某”，此人在史量才遇害地不遠的筧橋航校任職，為報“奪妻奪財”之仇，而在滬杭公路上伏擊了史量才。

　　這則傳聞充斥著三角戀情、報復仇殺、槍擊血案等引人眼球的因素，情節有著戲劇般的波折，讓很多人深信不疑，並添油加醋地迅速傳播。

　　真相若是如此，破案就成了件容易事。凶手“陶某”有名有姓，地址明確，警方為破案又開出了萬元懸賞，抓到“陶某”易如反掌。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上哪兒去抓呢？

　　被蔣介石責令限期破案的魯滌平，沒等破案，在史量才遇害兩個月后就被調離了浙江。又過了兩個月，魯滌平暴病身亡。葬禮之上，他的一個姨太太跳樓自殺。

　　魯滌平和姨太太的死都事發突然，讓人感到頗有蹊蹺。

　　不過，根據當時媒體對案件調查進展的報道，已經發現的種種蛛絲馬跡，確實正在逐步迫近真相和凶手。

　　擋住史量才防彈汽車去路的那輛敞篷別克車的車牌——“京字72號”，在杭州西湖的蘇堤被找到﹔

　　有目擊者稱，一輛敞篷別克車曾出入杭州上倉橋的警官學校﹔

　　這所警官學校的校長叫趙龍文，他也是杭州市警察局局長。他還有個不大為外人所知的身份——復興社特務處浙江地區負責人。

　　“申報禁止郵遞”

　　作為國民黨秘密組織的復興社在1938年宣布解散，但並沒有消失，復興社特務處搖身一變，身份公開，成了更著名的特務組織——軍統。

　　第一個明白無誤地指出暗殺史量才真凶的，正是一個軍統的“元老”級人物——沈醉。當時，距離史量才遇害已經過去了28年。

　　1962年，沈醉在《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發表《戴笠其人》一文稱，蔣介石為了威嚇積極從事民權運動的宋慶齡和上海方面一些同情中共的進步人士，指使戴笠於1933年6月、1934年11月刺殺了楊杏佛和史量才。

　　至於史量才被殺的原因，沈醉寫道：“據我了解，主要是由於蔣介石得到情報，說史當時很同情共產黨，曾經接濟過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經費，所以決心要殺害他，並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報》， 經常有一些不滿意蔣政權黑暗統治的言論。”

　　說史量才與中共地下黨組織有聯系，毫無根據，但說到《申報》對蔣介石政權的不滿言論，倒是道出了史量才遇害的直接原因。

　　《申報》主導的反蔣輿論，確實讓蔣介石如芒在背，他和史量才交惡已久。

　　《申報》是當時中國出版時間最久、影響力最大的報紙，即使在史量才入主后的大部分時間裡，都秉承著“政治參與有分寸，不發過激之言”的老成持重立場。曾任《申報》駐南京記者十余年的錢芝生撰文回憶，史量才是精通“生意經”的。那時他在上海的報業中，儼然是報紙托拉斯的一個掌握者。《申報》對於北洋軍閥和蔣介石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不敢公然反對，但有時又旁敲側擊地批評一下……在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上，來一兩句不痛不痒的批評，以表示所謂“公道”。

　　轉變發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申報》破天荒地刊出了多達87條日軍侵略東三省的消息，並配發時評《國人疾速猛醒奮起》。這樣的報道一改《申報》溫吞的風格，鋒芒畢露，卻為當時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蔣政府所不容。當時，日本侵略步步緊逼，蔣介石卻“攘外必先安內”，全力圍剿著紅軍﹔國內經濟也處在崩潰邊緣，城鄉一片困頓。手握中國四大報紙、在報界舉足輕重的史量才，越來越明確地顯示了自己的態度，與蔣介石政權離心離德。

　　1931年11月29日，國民黨左派中堅人物鄧演達在南京被秘密處決。鄧演達資歷不在蔣介石之下，曾深受孫中山器重。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叛變革命，鄧演達公開譴責，隨后與宋慶齡等人開始展開反蔣活動﹔1931年8月在上海被捕，隨即被蔣介石下令秘密殺害。

　　12月19日，宋慶齡聞訊，悲憤之中親筆起草《國民黨不再是一個革命集團》。這篇宣言經楊杏佛轉交到史量才之手，第二天，《申報》全文刊載，輿論大嘩。

　　也是在這個月，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的權斗中失利，第二次下野。《申報》發表時評，題目是兩個醒目的大字：“歡送”。

　　然而蔣介石的這次下野是其慣用的以退為進之策。僅僅33天之后，他東山再起，恢復了最高職權。

　　此后的半年多時間裡，《申報》對蔣介石的批評，並沒有因為他重返高位而絲毫收斂。直到1932年7月16日，史量才忽然接到《申報》發行部門的急報：發往上海之外的報紙都被禁止郵遞，扣在郵局，每天用車拉到龍華附近燒毀。

　　史量才趕緊托關系打探情況，很快獲知，“惹事”的是此前不久《申報》對南京中央大學學潮的一組報道。寫出這組報道的錢芝生，在多年后的回憶文章中說：“我的新聞寫作對於他（史量才）的死也多少起著一些導火線的作用。”

　　那組報道揭露了學潮的原因在於“政治混亂”、“官僚主義入侵”，同時揭發剛被提拔為教育部長的原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挪用3萬元水災捐款。

　　直接當事人朱家驊惱羞成怒，給一樣飽受《申報》抨擊的蔣介石寫了封八頁長信，告發：“上海報閥史量才利用他的報業權威……專做危害黨國的工作。”隨信附上的《申報》剪報，羅列了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種種言論。

　　蔣介石當時正在廬山指揮對紅軍的第四次圍剿，看到這份報告勃然大怒。別的不說，6月30日、7月2日、4日，《申報》連發的三篇評論，結結實實地捅在了蔣介石的肺管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