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發展的三種新常態

2004年，美國風險資本家羅杰·麥克納米出版的《The New Normal: Great Opportunities in a Time of Great Risk》一書，被翻譯為《新常態——大風險時代的無限可能》。

目前，“新常態”在中國是一個熱詞。打開百度搜索引擎，可以找到3880多萬個與其相關的結果，內容涵蓋經濟、政治、軍事、社會等各個方面。新常態原本指經濟發展出現的新特點，后來，這一詞匯又用於政治領域。就中國的情況而言，新常態這一概念的政治色彩還是非常濃厚的，從某種意義上體現了新一屆領導人的執政理念。按圖索驥，讓我們看看如今的中國媒體業出現了哪些新常態。

反腐報道成為新常態

新一屆領導人執政以來，反腐敗成為一個政治亮點，在這種情況下，新聞界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這並不僅僅指新聞欺詐和有償新聞受到打擊，更重要的是，反腐敗是一步更大的棋，它影響到中國的很多方面。

以往中國的反腐報道至少經歷了以下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被認為隻打蒼蠅，不打老虎，輿論監督報道中淨是村干部。這當然不能隻責怪媒體，畢竟那時候全社會對反腐敗的認知存在很大的分歧。第二個階段是試圖用媒體反腐，典型代表是央視的《焦點訪談》，力圖把媒體打造成為反腐的利器。但在新媒體時代，僅僅想用控制傳統媒體的方式來反腐敗，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還有一個老問題，就是同級媒體能不能監督同級政府。不過，今天已經不是媒體異地監督的問題了，而是在反腐大局中，媒體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在今天這個階段，我們能夠看到的是，如今的反腐更多是由官方主導的，媒體能夠做的就是要重新擺正自己的位置，除了媒體人的舉報以外，媒體更多的是順應這樣一種形勢，順勢而為。過去，新聞界在探討新聞改革的時候，常常會遇到的一個問題是，這種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什麼關系？誰走在前面？誰受制於誰？兩者是同步的，還是保持一定的距離和度？而今天看，結論似乎是明朗了，沒有政治上的變化，媒體的新聞改革往往是小打小鬧。

媒體融合成為新常態

最近一兩年，媒體融合變成了一個被中國高層認可並且鼓勵的概念，雖然這還是一個局限於媒體產業的概念，但由於受到政府的支持，這個概念已經有了更深的含義。實際上，媒體融合一開始就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概念，因為它早已是媒體實踐的需要，有的學者用融媒體來命名，還有個流行詞匯是全媒體。不過，今天看，因為官方的肯定，媒體融合的概念獲得了更多的社會支持。

就媒體實踐來說，媒體融合已經搞了好多年，但一直沒有大面積的豐收，我們能夠看到的更多是零星成功案例。這方面中國和國外的差距並不是很大。從學術界來看，有關媒體融合的爭論一直沒有停過，甚至可以說，學術界比媒體界在這個問題上有更極端的分歧。盡管大家都知道媒體融合在未來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會通過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會經過什麼樣的階段，最后會形成什麼樣的結果，還沒有很清晰的認識。

不過，國人對新媒體的看法似乎越來越和國際接軌了。典型的體現是，把新媒體視為一種國家戰略，不僅僅是在技術上，同時也在產業概念上，不再只是糾結於新媒體對舊媒體的取代上，而是更長遠地看問題，媒體融合很可能會影響到中國創意產業的發展，也是一個國家創新的問題。雖然不能說這超越了政治，但至少它是一種更加開闊的政治視野。過去，很多人看不起新媒體，認為它缺乏代表性。但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包括高層人士，把互聯網視為治國理政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新舊媒體的融合並不僅僅是讓新媒體取代舊媒體，更重要的是著眼於未來，把媒體的變化和政治的變化統一起來考慮，盡可能地發揮媒體的社會平台作用。

以前，人們普遍認為傳統媒體的核心價值在於內容生產，互聯網格局下，這種內容生產方式仍有價值，但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價值。互聯網格局下的競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寡頭競爭，媒體至少要在內容生產、技術支撐、用戶洞察三個方面都做到極致，才能躋身市場的前幾名，從而才有可能繼續存活。①

以澎湃新聞為例，2014年7月22日，澎湃新聞正式上線，作為一個“立志成為中國第一時政品牌”的媒體開放平台，澎湃在上線之初就受到了業界學界的關注，也引發了人們對報業改革的再次反思。澎湃新聞走的是一條依仗傳統媒體內容優勢的新媒體之路。澎湃新聞聲稱要打造“開放的內容平台”，“澎湃深知通過自己的內容團隊並不能生產出足夠的優秀內容，因此採取非常開放的態度，接受所有時政思想類優秀內容團隊的各種形式的合作”。②在這裡，我們有一個疑問，新聞有思想嗎？有人把澎湃新聞模式總結為“新聞＋思想”。我們認為，新聞的思想應該是它本身具有的，而不是添加上去的。這也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新聞是客觀的，思想是主觀的，怎麼相加呢？

澎湃很善於運用新媒體的強互動性特點，編輯對互動有著極大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