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好聲音》引領的真人秀狂歡

摘 要：在后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下形成了平民文化范式，成為了電視節目真人秀的起源，《中國好聲音》的出現和興起掀起了中國真人秀節目的高潮。本文以巴赫金的“狂歡化”為理論基礎對《中國好聲音》成功背后的因素進行詳細的分析和闡述，並深刻剖析其狂歡化表象下的商業性目的。本文旨在通過研究分析《中國好聲音》節目成功運作之道，從而引發對真人秀節目的整體思考。

關鍵詞：中國好聲音﹔真人秀﹔狂歡化

后現代文化思潮的興起逐步打破了精英文化的崇高地位和主流文化的獨霸局面，這種強調多元化、大眾化和平民化的文化思潮逐漸發展成為主宰電視文化的支配性范式。后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下形成了平民文化范式，成為了電視節目真人秀的起源。《中國好聲音》用平民的元素引領了不平凡的收視狂歡。“狂歡化”理論是巴赫金於歐洲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提出來的，在他看來狂歡節下的普羅大眾可以擺脫一切來自政治、宗教和制度上的束縛，人人平等，形成一個與現實制度相反的第二世界。狂歡式文化表現出全民性、詼諧性、雙重性、平等性和貶低化的特征。《中國好聲音》用一系列的平民元素闡述了狂歡化的一切特征。

一、《中國好聲音》狂歡化理論特征

1.《中國好聲音》的全民性。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中曾明確指出：在狂歡節中所有人都是參與者。狂歡節具有全民性，它和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這也意味著對於所有人而言，面對狂歡節不再將是一名看客，更是一名參與者。再者狂歡節不受時空的控制，它按照自己的規律自由的生活著，這也預示著狂歡節具有世界性。狂歡節對於時間和空間的無縫隙的佔據，無不說明狂歡節具有全民性[1]。

《中國好聲音》作為時下最熱門的真人秀節目為保証參與的全民性，採取“盲選”的比賽方式，數以萬計的音樂“孤獨者”開始走向舞台。從此中國的音樂選秀舞台不再是傳統定義的美人們的世界，觀眾透過電視屏幕看到了真實世界。

因為真實，所以偏愛。據此《中國好聲音》迎來了收視狂歡。據“現象級”數據現實：《中國好聲音》第二季周五首播csm46城收視率3.62，而湖南衛視的品牌音樂類真人秀節目《快樂男聲》周五收視1.282，東方衛視傾力打造的《中國夢之聲》周日收視1.719，中國好聲音周五當晚的第一次重播收視依然達到了1.578，也就是說中國好聲音在首播遙遙領先於其他同時間斷的真人秀節目的同時，重播的收視率也高於當天的其他節目的首播收視率，《中國好聲音》最終用數字証明了它存在的全民性。

2.《中國好聲音》的詼諧性。於巴赫金而言，民間的詼諧文化與中世紀的官方的嚴肅的正統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折射出了民間不一樣的看待世界的觀點。狂歡論的詼諧性著重強調突破官方的、教會的、國家的觀點看待人與人以及人與世界的觀點。當人們突圍官方世界，即會發現自己的生活和世界不再完全是教會和國家所描述和塑造的模樣，自己或多或少的參與，都潛移默化的塑造和改變自己以及周圍人的生活環境和世界。

《中國好聲音》是由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與浙江衛視共同打造的非官方、非教會、非國家的大型音樂勵志節目。節目通過挖掘一批有故事、有聲音和有夢想的音樂瘋狂追隨者，引領觀眾積極樂觀地看待世界、人與人的關系。

鐘敬文曾在著作《謠俗蠡測》中-由巴赫金的狂歡化文化談及到，在中國的狂歡文化中丑角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丑角的存在不僅嘲諷和抨擊了同時期既定的社會秩序和規范，並且存在明顯的反抗意味。對此，有些學者使用了“傾覆”一詞來概括。總而言之，這是顛覆正統和權威的意思[2]。

《中國好聲音》欄目模式起源於《荷蘭之聲》，但更多的是在學習《美國之聲》的基礎之上進行本土化的革新。相較《美國之聲》主持人Carson Daly的中規中矩的開場方式，華少版的開場方式更有噱頭和吸引力。小丑的魅力在於其渾身散發的詼諧氣質，觀眾總在不自覺中深陷這種活潑開心的開場中，“小丑式”的意見領袖為浙江衛視在各星級衛視收視之戰拉開了勝利的帷幕。

3.《中國好聲音》的雙重性。巴赫金關於雙重性范疇的正式提出，最早是在其詩學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在巴赫金看來，雙重性是相對性和交融性的綜合體。世間萬物都不是單面的，純粹的，在承認事物具有相對性的前提下，巴赫金更加強調對立事物之間的交融性[3]。《中國好聲音》在“新與舊”和“生與死”中奇妙交織中引發了質變。

《中國好聲音》源自於荷蘭一著名電視節目《The Voice of Holland》，制作方幾乎原封不動地使用了原版的賽制，且身價80萬元人民幣且底座上印有“I want you”字樣的導師座椅也是漂洋過海來到浙江衛視。

在維持“舊”的規則前提下，《中國好聲音》進行了“新”的轉變。《中國好聲音》摒棄了以往的節目對明星導師們付費的方式，採取了類似於《失戀33天》電影主角“技術入股”的方式對每季的導師進行酬勞，相比較引入原版《The Voice》的其他國家中，明星導師與《The Voice》的緣分終止於那一季的冠軍產生的時刻，《中國好聲音》的明星導師走出了固有的幾期節目，參與到整個產業鏈的共同打造，其中包括音樂學院、演唱會、音樂劇、線下演出等，這無疑將使得明星效應更大作用地發揮出來。

燦星制作在遵循合作雙方地位平等的前提之下，成功的闡釋了制播分離的本質內涵：廣播電視節目制作和廣播電視播出機構以某種形式進行分離，並且以市場作為導向進行節目交易。除此之外燦星制作在運用“頻道+公司”合作的模式同時並對其進行了相對應的革新：燦星制作依托《中國好聲音》打破了以往衛視和制作單位的不平等地位，達成了“對賭”協議積極參與到廣告分成。對賭協議，是指雙方以“賭徒”的身份在一切都未知的情況下簽訂合約，合約雙方將按照合約的具體簽訂情況行使自己的權利。面對這場“豪賭”和“不封頂的、巨大的利潤空間”，破釜沉舟是唯一的出路。《中國好聲音》成為了一個“賭徒”的最大籌碼，如何將自己的籌碼發揮到最大的價值也就成為了燦星制作每一個工作人員所需要踐行的思考題。

鋪天蓋地的廣告合約和鮮花掌聲証明這種合作模式取得成功。傳統的欄目合作下電視制作力量不得不依附頻道，並在完全遵循頻道的意願之下為其作嫁裳，剝奪了天馬行空創意的電視節目必然差強人意。而燦星制作和浙江衛視共同打造的《中國好聲音》在共同承擔巨大風險的前提下開啟了新的欄目合作模式，這種欄目合作模式不僅打破了傳統欄目合作的束縛，也有力地規避了傳統欄目合作模式的弊端，置之死地而后生。“對賭”協議的簽訂有力地“脅迫”了燦星制作斥巨資精心打造每一期節目。作為風險承擔方的另一方：浙江衛視同樣也是押上了其“名譽+時間+利潤”，配合一切可配合的資源，協助燦星制作共同打造了一場聽覺和視覺盛宴。這種創新性的合作模式不僅有利於電視制作公司的發展，也有利於提高電視節目的質量，更促進我國電視產業的健康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