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商報》與藏族群眾認同建構研究【2】

三、大眾文化與中華文化認同邊界的模糊

都市報是一種市民文化的報紙，它具有濃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也是大眾文化交流與傳播的重要場域。都市報與城市文化聯系密切。城市現代化的發展，促進了城市文化的發展。而都市報是城市文化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反映城市文化的一塊晴雨表[4]。《西藏商報》還以輕鬆、靈活的方式呈現這些內容。《西藏商報》的新聞內容主要包括兩個來源：本社記者採編，其他媒體、新聞機構供稿。本社稿件以城市生活為主的報道，內容主要包括本地新聞、大眾文化、城市生活、消費購物等版塊。這些內容的設置體現了一種市民生活為中心的傳播理念。外來稿件，則代表《西藏商報》向全國內地看齊，關注各地重要事件，報道中國社會的新動向﹔本地稿件，是西藏城市文化的集中表現，相關的報道主要集中在西藏的建筑文化、西藏飲食文化、西藏酒吧文化、西藏旅游文化、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展示等方面。它向大眾呈現了一個豐富、多元化、底蘊深厚、現代時尚的拉薩，呈現了熱情、虔誠、現代、有活力的西藏群眾形象。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中，西藏群眾的性格特征逐漸建立起來，並為外界所了解。《西藏商報》呈現了西藏的“大眾文化”，呈現了文化、城市與人的統一。

外來稿件，雖然和《西藏商報》的採編能力之間是一對矛盾，但是，它呈現給受眾的是全國當前的文化趨勢和潮流。它對於豐富西藏群眾的文化生活，引導正確的文化追求，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具有積極的作用。外來稿件報道全國新聞，特別是和大眾生活相關，並為大眾文化生活注入活力的新聞。其他媒體供稿的新聞以一種大眾文化建構國家認同。2012年10月，莫言獲得世界諾貝爾文學獎，這一重大文壇消息和國際消息使我們充分認識到中國文學可以走向世界，增強了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西藏商報》對這一消息也進行了連續報道，報紙大量採用其他媒體的稿件，報道了莫言獲獎的情況，向西藏群眾介紹了莫言的作品。這一報道的主要傳播學價值不僅是讓西藏群眾了解莫言，更是讓西藏群眾看到了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而另外一組關於中央電視台新聞“幸福”的報道，也引起了群眾的熱議，大家在思考“我幸福嗎”。《西藏商報》的大眾文化傳播超出了傳統主流媒體新聞傳播的范疇，顯示了群眾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和思考，也証明了大眾文化在中華文化的建構中的強大的力量。

四、個人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互動

《西藏商報》作為西藏日報集團的子報，是日報的有益補充，也是對日報功能的延伸。日報以成熟的儀式傳播、媒介事件報道成功地塑造了國家形象，建構了國家認同。而商報將敘述轉向大眾層面，沒有宏大的愛國主義敘事，但是卻以日常的、關系民生的新聞報道實現其特定的傳播價值。《西藏商報》關注拉薩的市民生活、關注相關政策、法規給民眾帶來的好處。《西藏商報》把目光轉向群眾當中，群眾生活、就業創業、求學等是媒體關注的主要問題，記者時常到群眾中去，報道群眾生活的問題。面對城市化帶來的各種問題，《西藏商報》都進行了深度的挖掘，制作出了好的新聞。這樣的報道也塑造了媒體切近市民生活的作風，塑造了媒體的良好形象。在這些社會問題的報道中，《西藏商報》逐漸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模式：尋找社會問題、分析原因、找到對策，推廣經驗。

關注民生的報道風格是否將媒體的功能導向了服務社會的層面，而偏離了國家價值理念傳播的功能？其實，也不一定是。《西藏商報》將報道的主體由國家活動轉向民眾活動，是對國家在社會發展中總體作用的更有效的呈現。因為國家的活動，最終是為了民眾的利益，國家活動的效果最終要在民眾的活動中體現。《西藏商報》將報道主體轉向民眾，有利於解決民眾的疑惑，也有利於通過報道民眾生活的變化反映國家政策和領導的水平。《西藏商報》對於民眾的報道致力於制造一種認同，尋找民眾認同的對象。通過展現西藏群眾工作、生活問題，以及問題解決的方式，塑造優秀的西藏群眾個體的形象。這種模式向報紙的閱讀者樹立了一個榜樣，是一種他人導向。他人導向是美國學者大衛·李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中提出的概念。學者周憲認為，大眾文化環境下《百家講壇》的成功是一種“他人導向”下的民間小敘事對傳統宏大敘事模式的一種改造。“他人導向”理論認為，……而是始終關注於“他人”，這一“他人”或許是周圍的同學、同事，也可能是大眾傳媒。“他人”有兩種特點：其一，“他人”應該是個人可以認可的楷模，也就是說，他是那一個圈子中“最優秀的人”或最顯眼的人，大眾“求助於他人來指導自己追求和解釋人生的經驗”﹔其二，“他人”也並非固定不變的某個人，而是會隨時更替的偶像[5]。《西藏商報》試圖在平民中塑造一個個認同的對象，使受眾向其學習，進而改變自己的觀念，形成新的認識。

《西藏商報》淡化國家、民族符號的傳遞，而是將意義建構在普通的社會場景中。通過展現良好的西藏社會認同，教育民眾形成積極的現代認同。做一個新時期的好公民，就是促進社會發展、維護國家穩定，也就是愛國的表現。社會事件報道、文化報道、民眾生活報道對於大眾形成良好的社會公約，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都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當代愛國主義的表現是什麼？筆者認為，不做違反民族團結，祖國統一的活動，不發表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就是愛國的表現﹔遵紀守法、熱愛生活、積極向上、追求進取就是愛國的最好表現。所以，《西藏商報》建立了一個國家認同的大眾文化的場域，並且將國家認同的概念和觀念進行了分解和重構。傾向於民間立場的新聞報道和文化傳播活動，充分實現了個人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互動。

五、研究結論

西藏媒體新聞傳播具有獨特的語言魅力和特定的社會功能。區內各媒體發揮了積極的輿論引導和價值觀念建構的作用。西藏媒體除了對廣大鄉鎮地區、農牧民群眾的影響以外，對大城市群眾的影響力也是關鍵的環節。拉薩城市化程度比較高，城市文化獨具特色，城市媒體身份建構與國家認同的互動形成一組相互的關系。城市媒體，尤其是都市報在國家認同的建構中發揮著基本的作用。西藏媒體的新聞傳播語言與媒體特色為西藏群眾帶來了豐富的新聞和信息，也為國家宣傳相關政策和法律提供了大眾化的通道。國家希望在西藏群眾中傳播的價值觀念，媒體很好地結合地域文化與受眾的特色進行了傳播。媒體與國家形成了一股合力，共同作用於西藏群眾，影響群眾國家認同觀念的形成。

（作者簡介：趙婷婷，西藏民族學院新聞傳播學院講師﹔馮萌，西藏民族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教師）

參考文獻：

[1] 百度百科.“《西藏商報》”詞條 [EB/OL].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894/6407314.htm.

[2] 周德倉.西藏新聞傳播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

[3] 童兵.試論中國都市報的第二次創業[J].新聞記者,2005(4).

[4] 吳艷.城市文化與都市報研究[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1(10).

[5] 周憲,劉康.中國當代傳媒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