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商報》與藏族群眾認同建構研究

摘 要：大眾媒體所營造的媒體文化和國家文化、區域文化、民族文化之間存在著一種交流與對話關系。本文以《西藏商報》為研究對象，考察城市媒體文化對西藏社會的影響。研究認為，西藏城市媒體有效地結合地域文化與受眾的特色對藏族群眾進行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和國家認同觀念的建構。

關鍵詞：《西藏商報》﹔城市媒體文化﹔國家認同

大眾傳媒以其獨特的語言風格和文化魅力成為社會信息的傳播載體、社會文化的傳承載體，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發揮了無窮的力量。大眾媒體所營造的媒體文化也在和國家文化、區域文化、民族文化之間進行交流與對話。

因此，從媒體文化角度考察媒體與社會的關系，就能夠探索出一定的規律，能夠為新聞傳播實踐提出指導性的思路。本論文，筆者主要考察城市媒體文化對西藏社會的影響，以及在新時期如何通過媒體建構認同。

一、城市化與都市報《西藏商報》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西藏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在西藏的中心城市地位越來越突出。拉薩是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西藏其他地區的人越來越多地被拉薩的現代化所吸引，紛紛來到拉薩尋找自己的幸福生活。拉薩也是全國有名的旅游城市，布達拉宮、大昭寺、羅布林卡等景點吸引了無數的中外游客來到拉薩。拉薩的藏式建筑、街道、酒吧、拉薩河都是人們觀賞、體驗西藏文化的好地方。拉薩被一種充滿時尚和文化氣息的現代化氛圍所包圍，成為一個具有獨特魅力的城市。作為文化發展之代表的媒體文化，在快速發展的拉薩也需要一種新的力量，以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此時，《西藏商報》一份代表城市人心聲，幫助城市人了解社會的報紙應運而生。《西藏商報》是區黨委機關報《西藏日報》創辦的第一張子報，其宗旨是：追隨時代步伐，傳遞社會信息，把握經濟命脈，服務百姓大眾。目前《西藏商報》以拉薩為中心，輻射全區七地市，覆蓋全國，成為繼《西藏日報》后又一發行量最大的報紙[1]。周德倉教授對《西藏商報》創辦的社會價值和歷史意義給出了高度的評價。他認為，1999年，一張全新的報紙——《西藏商報》面世。它的出現極具象征意義。這不僅是西藏第一張市民報紙，而且也是西藏第一家以企業模式經營的媒介。它使西藏報業增加了新的成員，豐富和改變了西藏傳媒體系。在機關報和行業報一統天下的西藏，它的“閃亮登場”，不僅帶給受眾以驚喜，還帶給西藏傳媒界以新的傳播理念[2]。《西藏商報》不僅在報道內容和傳播方式上與西藏傳統的報紙有所不同，在城市生活的解讀，市民價值觀的形成方面也具有獨特之處。《西藏商報》以拉薩城市報道為主，為市民帶來了第一時間的都市新聞信息，百姓視角的信息解讀，帶來全國的重要新聞和國內其他城市的報道。《西藏商報》是市民了解西藏，了解全國的重要窗口之一。

二、政治功能與商業功能的交融

西藏特殊的政治環境決定了報紙必須具有強大的政治功能，必須成為黨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傳達黨的方針政策、加大主流輿論引導力。這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原則，也是60年來的經驗總結。但是，大眾傳媒的功能是多項的。群眾需要媒體提供文化、娛樂、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以滿足自身的文化和生活需求。同時黨報黨刊的經濟來源單一，以及國家其他地區的傳媒產業化改革也給西藏新聞業帶來了壓力。所以，都市報在西藏的面世解決了西藏媒體功能單一和經營創收困難的問題，實現了媒體政治功能和商業功能之間的有效融合。

政治功能與商業功能的交融體現在報紙的性質上。黨報和都市報都是社會主義新時期的報紙，都是黨的報紙。《西藏商報》在報紙版面編排、報紙欄目設計、新聞報道角度、信息解讀方式上和《西藏日報》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風格，但是在新聞文本呈現的話語、新聞報道建構的社會認同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可見這種類型的報道，是針對不同的受眾群體，有所側重的新聞報道模式，最終能夠達到殊途同歸的效果。從都市報創辦的初衷，也可以看出這樣的傳播效果的事先預設。都市報是黨報改革徘徊中異軍突起的生力軍。黨報的權威地位和壟斷資源使它成為中國報業的領頭羊。但又正是這種權威地位和壟斷資源使它同時過多地受制於體制、機制和觀念的束縛。黨報改革多年來步履沉重，難有突破。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推動下，一些黨報意識到：自己不能走市場，為何不生個“兒子”走市場[3]？可見，都市報是對黨報的補充，是黨報在無法實現內容和傳播模式的革新條件下的產物。都市報和黨報更是一種互動的關系，大眾傳媒是黨和國家的宣傳工具。在這樣的思想支配下，都市報所呈現的是一片辦報新天地[3]。《西藏商報》堅持正確的辦報方針，發揮了報紙聯系黨和群眾的作用，為實現西藏的跨越式發展付出自己獨特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