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的儀式傳播與文化認同【2】

三、節日儀式傳播對核心凝聚力的構建

（一）節日儀式傳播對互動模式機制的構建

功能主義者迪爾凱姆在《基本形式》一書裡指出，宗教崇拜實際上是社會崇拜，這種崇拜有賴於把神聖性灌注於社會力量之中，借此規制社會成員，並通過儀式設定在情緒上對之加以把握。

迪爾凱姆指出，團結得以形成和延續的基本行為機制在於儀式的設定，由此來集中人們的注意力、刺激其感情並塑一非普遍的團結感。后來的學者在他理論的基礎上逐漸意識到，儀式傳播是創建與維持互動模式的關鍵機制。

蘭德爾·柯爾林在互動儀式理論中提出：儀式傳播可以增強受眾的道德感，通過互動，維護群體中的正義感，尊重群體符號，防止受到違背者的侵害。與此相伴隨的是由於違背了群體團結及其符號標志所帶來的道德罪惡或不得體的感覺。受眾在儀式互動的過程中能夠感受到一系列的情感變化。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通過多媒體聯合互動，線上線下完美配合，形成了互動機制。現場敬獻鮮花與線上“為他獻花”相互配合﹔形成了“天地共此時”的神聖場域。通過互動，公祭儀式的所有參與者融為一體，共同感受著歷史的悲情與精神的慰藉。

（二）節日儀式傳播的對文化認同的“培養”功能

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傳播學者G·格伯納等人就提出了培養理論。培養理論的的核心觀點是：大眾傳播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受眾對世界的認知，進而影響受眾對世界的判斷以及世界觀的形成。

格伯納的研究是以電視媒介為代表來進行的。而電視媒介作為黨和國家的耳目喉舌，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性，必須與一定的政治經濟制度相適應，傳遞本階級所倡導的意識形態與行為模式。本質上來說，以電視為代表的媒體是具有階級性的輿論工具。

節日儀式傳播通過電視等這些強有力的媒介形式，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與主流價值觀的傳播發揮了一定的“培養”功能。節日儀式中蘊含著大量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也包含著共同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借由媒介的傳播，通過受眾對象征符的感知，在最大的范圍內形成了文化的認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中傳遞的以史為鑒、維護正義的理念通過媒體的擴散，最終內化為每個人的愛國主義情懷。

四、媒介造勢構建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場域

美國傳播學者諾依曼認為，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播能產生強大的傳播效果。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多數傳媒報道內容上的類似性會產生“共鳴效果”﹔同類信息傳達活動在時間上具有持續性和重復性能產生“累積效果”﹔媒介信息到達范圍具有空前的廣泛性能產生“遍在效果”。媒體對節日儀式的宣傳造勢能夠借助媒體的利用，將儀式傳播的本身的功能進一步提升，構建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場域。

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當日，中央電視台1套全程直播報道，同時央視新聞頻道與江蘇衛視也參與報道。紙制媒體也積極的參與進來，幾乎在當天所有的主流報紙都將南京大屠殺紀念日作為重要的新聞事件進行了報道。新媒體也積極參與進來，央視網、新華網、光明網、中青網、環球網等主流網站也積極的對此事件進行報道，不少媒體用專題的形式表達自己的關注。

另外，很多網民也利用微博、微信等終端參與了進來。經由媒體線上線下的配合，為節日儀式傳播營造了信息傳播的場域。網民也通過自己的積極參與，與與會者一起感受到了本次祭奠儀式的內涵，借助時空的穿越性，召喚起中華兒女共同的歷史記憶。並在媒體的傳播中強化了中華兒女共同的愛國情懷，增強了民族核心凝聚力。

（作者系安陽工學院文法學院傳媒教研室主任）

參考文獻：

[1] Ritual communication:from everyday conversation to mediatel ceremony.Rothenbuhler,E.W.1998.

[2] (美)詹姆斯·W.凱瑞著.丁未譯.作為文化的傳播[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