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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的儀式傳播與文化認同

劉  穎

2015年03月24日16:46  來源:今傳媒  手機看新聞

摘 要:節日儀式是我國寶貴的文化資源,節日儀式傳播有助於人們的集體認同與文化認同,從而增強我們的民族凝聚力。本文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為例,分析了在死難者公祭中的象征符體系及其作用﹔同時,節日儀式傳播通過構建互動模式機制、培養文化認同,從而達到增加民族核心凝聚力的作用。而媒介造勢是節日儀式傳播的主要實施路徑。

關鍵詞:節日儀式傳播﹔象征符﹔國家公祭﹔文化認同

中華民族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產生的根源,凝聚力是中華兒女對中華文化的集體認同。在當今時代,中華上下五千年文化是凝心聚力的寶貴資源。而中國豐富的文化資源為核心凝聚力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國節日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璀璨遺產的一部分,是古往今來歷史與文化的傳承,是寄托著炎黃子孫記憶的紐帶。節日文化有深刻的寓意,寄托著炎黃子孫的民族記憶與文化情感。對節日文化進行儀式化傳播是我們當前的民族凝聚力構建的主戰場。

一、節日儀式傳播的概念

美國傳播學者羅蘭布勒曾經對儀式做過如下定義:“儀式是某種模式行為,一種自願性的行動表現,造成符號化般的影響或參與真誠生活的過程。[1]”通過儀式,我們參與群體生活,表達情感、敬畏、崇拜,體味群體的歸屬感,維持群體秩序。儀式是中華文化中一種古老的歷史現象了,從歷史來看,遠古的先民們就借助一種集體性的朝拜、祭祀、舞蹈等儀式活動來獲得對自我身份的確認和集體認同。通過儀式,人們在同一時刻、通過同一行為表達同一種意義,從而對自我進行確認,獲得相應的社會安全感。所以,儀式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凝聚成員意志。

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儀式傳播觀,在他看來,傳播更多的表現為一種儀式,從儀式觀的角度,傳播是“一種以團體或共同體的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聖典禮”[2],在他看來,儀式的的作用不是提供信息,而是一種確認。而在他看來,儀式傳播的主要作用也在於特定價值觀與世界觀的展示與加強。在凱瑞的儀式觀中,作為傳播現象的儀式是其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包括了各種正式的儀式和日程生活中的各種儀式。

在節日儀式傳播的過程中,代表傳統文化的各種符號被創造並加以傳播,借助符號的力量,受眾在傳播中感知著符號所攜帶的文化與意義,從而價值觀、文化觀得以不斷加強。因此,我們認為各種節日儀式是世界觀傳遞的主要載體,是民族核心凝聚力構建的主要途徑之一。

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具有的象征意義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是為了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罪行,牢記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表明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的設立,是緬懷過去,更是扶慰民心、順應民意。其意義在於喚醒人們對於歷史的記憶與緬懷,時刻保持清醒,以史為鑒,維護世界的公平正義。

(一)象征是國家公祭的核心

按照傳播學者米德的象征性互動理論,象征能力是人類特有的能力。人類在歷史的長河中,創造了以語言為代表的豐富的象征符體系,從而創造了多姿多採的人類文化世界。美國人類學家C.吉爾茲曾對文化做過如下定義:文化是“人類為了傳達關於生活的知識和態度,使之得到傳承和發展而使用的、以象征符形式來表現的繼承性的觀念體系”。

象征是儀式的核心。通過象征符的傳遞,儀式的象征及其含義構建著我們對外部世界的感知,它將習以為常的行為歸入大的關聯體系中,從而達到增加民族核心凝聚力的作用。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在傳播過程中運用了豐富的象征符體系:(1)聲音的象征符:國家國歌、青少年在國家公祭典禮上宣讀《和平宣言》、南京大屠殺的視頻資料、警報聲等。此外音樂是國家公祭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在儀式現場共演奏三首樂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和《公祭獻曲》《和平獻曲》﹔(2)行為的象征符:敬獻花圈、集體默哀、青少年集體朗讀《和平宣言》、部隊、國家主席為國家公祭鼎揭幕等﹔(3)物品的象征符:國家公祭鼎、遇難者名單牆,出自南京本地、由菊花與鬆枝組成的“五層花圈”,最后放飛的寄予和平祈望的3000羽白鴿、來自北京的三軍儀仗隊展現了國家形象。這些豐富多樣的象征符共同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象征符體系,通過強有力的傳播向我們闡述著歷史的悲痛、文化的記憶。

2009年,森福特和巴索出版了論文集《儀式傳播》。兩人認為儀式傳播是“人為的、表演的符號,語言佔主導但不是唯一,這些符號是形式化的、重復性的,因此在特定社交語境下是可以預測的。”節日儀式傳播通過各類政治符號的傳播,從而去影響現實的文化世界,重塑人類的行為模式,彰顯著國家對文化的滲透與介入。

(二)象征符的“強化”作用

象征是世界性語言。象征背后的真理超過我們言說的能力,不是語言能表達的。德國學者湯·阿斯曼認為:文化記憶就是每個社會和每個時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圖片和儀式的綜合。象征是每種文化的表達。他們創造文化,同時又是社會生活和文化的承載者。節日文化傳播的各種形式,創造著自己的象征形式。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通過各種象征符將歷史與現在進行了現場關聯,在象征符蘊含的哀悼、悲憤、緬懷中,將國家公祭儀式隱喻的含義傳遞到了每一個受眾。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通過宏大敘事的基調,以整體象征完成一定文化與意義的展現。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通過儀式傳播,通過象征符的傳遞,超越了個體、家庭和小圈子,也超越了血緣、社交圈與鄉土的情感,我們是一個整體,是共同在悲痛,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是我們共同的責任與義務。讓我們更深切地體會到國家存在的目的和價值,體會到國家統一強大的重要性,讓民族精神提升,讓社會主義凝聚力再次提升,中華兒女對中國文化的集體認同得到強化,從而增加民族的核心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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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汪倩(實習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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