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機情景下塑造“合意空間”【2】

（三）工作人員的“以身試法”的危險性

實際上，各地政府已經展開了救援行動，幾內亞採取了積極的回應，挨家挨戶發放埃博拉的宣傳資料，同時將居民組織起來進行醫務知識培訓。但病毒的傳播速度遠遠快於人類的反應，人際傳播的效果相當有限，更重要的是，宣傳者本身的生命健康將因此受到直接的威脅：2014年10月15日，美國新增感染病例就是來自醫院工作人員，而且這並不是埃博拉醫護團隊裡的首例感染。

（四）大眾媒介的局限性

相對於人際傳播而言，大眾媒介的傳播可以解決人際傳播在時間上和空間的上滯后的弊端，利用廣播、電視、互聯網第一時間播報動態，無論對於當地的居民還是世界其他地區的關注者而言都極為有效。但是應該看到，大眾媒介依然有其弊端。首先，在非洲地區，由於生活條件極其落后，電視、電腦的覆蓋率較低，因為設備的不足，無法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其次，由於對於埃博拉的認識層次不同，人們在面對大眾媒體的播報時會有非常不同的反應。比如，在中國非典疫情爆發初期，人們將非典的“典”與碘鹽的“碘”聯系在一起，造成疫情爆發的初期人們哄搶碘鹽的荒謬局面。由於缺乏多元主體之間的互動，大眾傳媒單向度的灌輸方式沒有對危機進行及時客觀的解釋，產生的謠言和誤解造成了社會危機，造成了社會失序。

以上問題可歸結為：信息流通不暢，信息傳播的單向性、互動性不足、利益主體的聚合力低。那麼，移動App對於疫情的緩解究竟能發揮什麼作用？

根據筆者的親自體驗，幾內亞發布的埃博拉App CommCare界面清晰、操作簡單。其支持語言切換功能，幾內亞的官方語言為法語，但因涉及到不同語言的參與者（如國際工作者），設置中有國際通用的英語和本地人使用的法語兩種選擇。

CommCare支持安卓、JAVA(非智能手機系統)系統，能滿足不同層次設備的要求，這是因為考慮到非洲地偏遠地區居民很少擁有智能手機，這樣提高了它的普及率，解決信息分布不均的問題。也就是說，隻要有手機就可下載CommCare，用戶能通過軟件中圖、文、聲的引導，第一時間了解EBOLA基本常識，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從而控制危機的蔓延。

此外，移動App還能彌補大眾媒體單向度傳播的不足。以mHero為例，軟件開發者在其中加入了互動功能，支持語音、文字、圖片上傳，使決策者第一時間了解（疑似）病患情況，避免了人力的空耗。幾內亞的CommCare也有用戶反饋功能，用戶可以用文字的形式上傳，軟件管理者根據用戶的注冊信息和GPS定位系統，能夠很快鎖定信息發布者的位置，從而及時遏制病毒的擴散。

同時，CommCare的用戶之間可以通過軟件相互發消息、打電話，形成利益主體之間的互動。在這些App中，由於互動功能的加入，能夠使單向輸入的系統變為動態檢測。

而且，埃博拉移動App兼有實時監控病人的動向的功能。西非國家尼日利亞拉各斯的埃博拉緊急預案中心的高級數據經理丹尼爾說到：“如果花8小時或者更長的時間才拿到病人的信息，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因為病人很有可能在那段時間裡已經到了別的國家。”。③CommCare的用戶通過GPS定位系統，決策者通過軟件能夠及時了解到感染者或者其家屬的移動信息，並快速地做出反映。但缺點是，隻靠手機定位系統不能解決問題，還需要用戶登陸CommCare以便軟件管理者通過軟件與用戶隨時通話。

三、合意空間之塑造困境

合意空間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在面臨傳播技術發展不平衡、文化多樣性和受眾識字率較低的西非。對於埃博拉防治中的App應用，重點關注三個方面的問題：合意空間的受眾范圍、傳播效果、傳播策略。

受眾范圍方面，在科學技術應用滯后的西非國家，因特網的普及率低，西非郊區的人們幾乎沒有條件使用PC上網看新聞，因此，無法通過網頁來使危機相關者及時互動和反饋信息。在此情況下，手機是最重要的傳播方式，對此，關注埃博拉疫情的美國慈善企業家喬·高斯評論道：“在西非，四分之三的人用的都是很基礎的、隻能發短信打電話、收圖片以及聲音的普通手機。”高斯的言論暗含了信息傳播的受眾數量的問題——手機的使用率相比電腦的來說更高，利用手機平台更能提高埃博拉信息的更新速度。

在傳播效果方面，除了大部分人手機配置較低，無法調動第一現場相關者及時加入到互動這個問題之外，“在偏遠的西非郊區，人們對於埃博拉疾病的認識和預防很薄弱，同時，我們陷入了一場如何‘講故事’的危機中。在大部分報道中，沒有當事人的言論，有的只是充滿恐懼和緊張聲音。”在一場危機中，由於危機程度無法估量，切入事發現場有諸多困難，如果沒有當事人加入的話隻會將危機推向更加恐慌的境地。

面對受眾率低的現狀，塑造合意空間首先要獲得技術方面的支持——盡可能地利用手機通訊網絡，這樣才能使更多的利益相關者有條件發布消息。同時，即便是所有的西非人民都有條件使用手機，考慮到他們受教育水平分布不均的情況，App的傳播效果仍然是一大問題。“由於西非低教育水平和低識字率的客觀情況，如何能使受眾明白信息的內容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國家受教育程度的統計表顯示這個國家的人大部分是文盲，所以，信息傳播要區別對待：在農村就發語音信息，在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城市就發文字”。同樣，作為mHero的技術開發者，尼祿說到：“mHero的設計考慮到能讓大部分人（指不識字的人）會用，我們用了大量的圖片。”除此之外，如何挖掘更多的社會力量介入危機的處理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對此，醫務工作者、NGO組織以及健康公民的加入將會使互動更加深入。

因此，合意空間的背后，實質上是在檢驗資源的調動和整合能力：如何合理分配技術、財力、醫藥工作者，如何切入現場，如何面對文化之間的差異性進行有效傳播，如何使更多社會力量加入其中群策群力。這需要的是一個視野廣闊、資源調動能力強的高水平團隊操作，而這個團隊也許不只是某個國家、某個技術團隊，而是它們的集合，因為在這之中的任何一個鏈條出了問題都可能前功盡棄，所以，堅定同一立場、承認差異性、堅持有效互動是建立合意空間、解決危機的必要條件。

現代化是把雙刃劍，帶給人們便捷交通的同時，也使危機傳播更加難以控制。這場瘟疫的背后是信息傳播和病毒傳播之間的田徑賽。埃博拉作為一個全球關注的危機議題，在全球健康危機的情境下，用新媒體技術塑造合意空間以減少危機的發生和預防危機，使多元利益主體共同參與互動。雖然其中仍有值得商榷的部分，但無論如何，App的應用對於中國公共危機的解決有很好的借鑒作用，尤其在大眾傳播和受教育水平不斷提升的今天，數字時代帶來了“信息平權化”局面，這就意味著要警惕在危機處理中的單向度的思維，著力於多元化的合意空間的塑造。

（作者系：四川省委黨校研究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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