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禮物交換看馬塞爾·莫斯的交流傳播觀

摘 要：本文通過闡述法國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的禮物交換理論，介紹莫斯三重角色——讓·鮑德裡亞的理論向導、齊美爾的思想知音和涂爾干的學術繼承人的同時，著重從禮物交換的象征性、交換行為的社會性和交換主體的總體性三個角度探析了莫斯的交流傳播觀，從而得出現代社會交流危機的病症所在——內容象征意義的缺失、連續互動鏈條的斷裂以及主體完整人性的分離。

關鍵詞：禮物﹔象征交換﹔莫斯﹔交流

當談及傳播研究的歐洲根源時，法國社會學家塔爾德和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被學界奉為代表旗幟，而其他人文或社科領域的著名學者在此二人的炫目光輝下則略顯暗淡。無可否認，前者的模仿理論和后者的網絡理論是美國諸多傳播學流派誕生和發展的基石。然而正如約翰·彼得斯在分析“communication”一詞的多源涵義時所言，“‘communication theory’不是指人們現在習慣的探究理論，它和倫理學、政治哲學、社會理論具有同質性，其關注點都是社會組織中的‘我’與‘他’、‘我’與‘我’、‘近’與‘遠’的關系”[1]。據此，能夠稱為傳播研究思想源流的學者、著作以及理論，在人文社科領域就有了無限延伸，故法國著名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或可成為這延伸范圍內的一員。作為社會學年鑒學派的第二代旗手，莫斯的聲譽被親舅舅埃米爾·涂爾干如雷貫耳的名氣有所掩蓋。然而其最具代表性的個人著作——《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以下簡稱《禮物》），卻被后世學者尊為研究人、物、社會本質關系的精悍之作。這本僅有200多頁的小書“對於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影響絕不遜於乃師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2]，反映了一個脫離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家，基於浩繁的民族志材料，以他者的身份，從禮物交換的角度，對古式社會人之所以為人、社會之所以為社會展開的詳實探析。莫斯的禮物觀或可稱禮物范式，不僅具有啟示象征交換理論誕生的符號學意義，更有佐証交流，使社會成為可能的現象學價值。因此，關於莫斯的交流傳播觀，筆者通過其禮物交換思想即可一探究竟。

一、鮑德裡亞的向導——作為象征交換的禮物

象征交換理論成形於法國后現代理論家讓·鮑德裡亞的《象征交換與死亡》一書，“一般說來，象征性交換包含著獲取和回報、給予和接受……禮物與對應禮物的循環等各種一般的和可逆的過程”[3]。在祭祀活動和宗教儀式豐富多樣的遠古社會，象征交換主要指的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甚至人與神之間的交流互動。作為鮑德裡亞所有核心理論，如符號消費、擬像和仿真的“阿基米德原點”[4]，象征交換的思想來源之一就是莫斯的禮物交換理論。在鮑德裡亞看來，正是禮物交換中不斷循環往復地饋贈與回贈、給予與接受，建構起了古式社會的社會關系，而這種社會關系就是其所謂的象征交往關系。顯然，現代社會充滿經濟意味的禮物交換和古式社會具有象征色彩的禮物交換已不可同日而語。莫斯甚至在《禮物》一書中，發出了回歸古式社會禮物交換的呼喚，而這種呼喚實際上蘊含了莫斯的傳播思想，即對人與人本真交往的期盼。

禮物交換的象征性首先體現在內容上。通過對波利尼西亞、美拉尼西亞等原始部落族群的研究，莫斯提出古式社會的禮物交換，“並不僅僅限於物資和財富、動產和不動產等等在經濟上有用的東西，它們首先交流的是禮節、宴會、儀式、軍事、婦女、兒童、舞蹈、節日和集市”[5]。相較於現代禮物交換濃厚的功利色彩，古式社會的禮物交換更強調個體以及群體對儀式的參與和對意義的共享。比如特羅布裡恩人在婚禮中對“mwali”（手鐲）和對“soulava”（項鏈）的文化認同，前者象征女性，后者象征男性，二者的交換則象征著男女雙方對彼此的親近和對關系的確認。這就是禮物交換象征性的表層體現，而更深層次的體現則在交換雙方和饋贈禮物的“共融”上。與現代社會更加注重禮物的物質屬性不同，古式社會中禮物的實際價值往往回歸於無，從而凸顯出了禮物的象征意義。象征所在“歸根結底便是人物的混融，人們將靈魂融於事物，亦將事物融於靈魂，人們的生活彼此相融，在此期間本來已經被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這就是契約與交換”[5]。因此，古式社會中的禮物交換與其說是物的交換，不如說是人的交流。“饋贈某物給某人，即是呈現某種自我”[5]，古式禮物交換對物質的消解和對人性的釋放，破除了物與物關系對人與人關系的遮蔽，從而真正實現了人與人的本真交往。

除了內容之外，禮物交換的象征性還體現在其形式上。通過研究西北美洲的夸富宴，莫斯總結了古式社會禮物交換的一般過程——給予、接受和回報。這種贈禮和回禮的交互式行動似乎驗証了彼得斯對communication詞源探索的結論之一——exchange。“‘communication’的第三個意義分歧是交換（exchange），就是說，是兩次的遷移，在這個寓意上，它包含交換、情感共享的意思，是一種禮尚往來。[1]”因為回報機制的作用，古式社會的禮物交換變成了永恆輪回的“兩次遷移”。比如象征人神交往的農業祭祀，人在祭祀活動中將充滿感恩和祈禱的“犧牲”獻祭給神，他們相信，“犧牲”之靈會在神的指引下再次回到凡俗社會，進駐到成為來年“犧牲”載體的農業生產中。這就是禮物交換形式上的象征所在——無限循環的社會過程。借鑒中國道家文化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論述，古式社會的禮物交換可謂是一個沒有起點和終點的圈。這個包含了給予、接受和回報模式的圈就是象征的框架，它使得集體意識和共同文化通過交換產生，也融於交換之中。區別於當代斷裂、浮於表面的符號消費，連續、深入人心的象征交往才是人性交流的基石。由此可見，禮物交換之所以稱為象征交換的思想源泉，除了其交換內容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本真交往外，其交換形式更表明了本真交往與古式社會的互為因果關系。而關於古式社會何以可能的問題，莫斯則用其象征性的禮物交換給出了類似齊美爾的答案。

二、齊美爾的知音——社會是如何可能的

關於社會是如何可能的，法國社會學巨擘涂爾干與德國社會學大師齊美爾就社會現象是既定事實還是產生於交流一直存在分歧。前者始終將社會現象作為外部事物考察，后者卻堅持把人類社會作為內在關系研究。盡管身為涂爾干的學術繼承人，以禮物交換思想聞名的莫斯在解釋何為社會時卻與齊美爾有著驚人的相似，即社會是需要建構和維系的關系。根據最早介紹莫斯的專著《莫斯》一書，作者讓·卡澤納弗提到，“莫斯曾指出：整個社會不過就是關系”[2]。齊美爾則認為，“社會現象產生於交流，關系和個體之間的互惠，也就是產生於主體間的運動或‘關系網絡’”[6]。因此，晚輩莫斯和前輩齊美爾因陣營原因雖從未有過直接的思想交流，二者對社會如何可能的回答卻表現出了知音般的理論取向。在莫斯研究的古式社會中，循環往復的禮物交換使得個體間的交流、互惠以至關系網絡的建構、維系成為可能。但正如齊美爾將社會如何可能延伸到個人能動性上，深究到意識想象層面，莫斯也跳出了淺顯的關系理論，追根溯源禮物交換的本質以探析社會何以可能。

需要明確的是，莫斯是從禮物交換何以循環的角度提出了類似“社會如何可能”的問題，即“在后進社會與古式社會中……禮物中究竟有什麼力量使得受贈者必須回禮”[5]。換言之，是什麼讓禮物交換流程中的給予、接受和回報成為一個無限循環的圈，從而使得古式社會的關系網絡在交換和交流中得以生成。莫斯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為“禮物之靈”（Esprit），它在薩摩亞人文化中被稱為“曼納”（Mana），在毛利人文化中則被稱為“豪”（Hau）。因為禮物之靈的存在，“即使禮物被送出，這種東西依然屬於送禮者，由於有它，受禮者就要承擔責任”[5]。此處的責任就是回贈禮物的責任，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歸還禮物之靈的責任。在莫斯看來，它是禮物中包含的來自送禮者的某種精神力量和人格品性。因此，“接受了某人的某物，就是接受了他的某些精神本質，接受了他的一部分靈魂，保留這些事物會有致命的危險，這不單單是因為這是一種不正當的佔有，還因為該物在道德上、物質上和精神上都來自另一個人”[5]。據此，禮物交換中的禮物之靈，既確保了生生不息的社會關系，也實現了個體間的人性想象和精神交往。社會的結合事實上是在各種“事物”裡實現的——在這裡，事物就是個人的心靈[7]。莫斯和齊美爾通過不同方式的闡述，共同強調了社會整合過程中，主體對自我和他者認識及把握的重要性。

如果說禮物中具有的精神是使社會成為可能的內部驅動力，那麼交換中流動的意識則可稱為使社會成為可能的外部催化劑。此處的意識亦即齊美爾所謂的，將原本相互分開的智力要素綜合為一個社會統一體的過程。在莫斯看來，禮物交換與個體或集體意識是相輔相成的，交換產生意識，意識推動交換，二者的共同作用實現了交換的行為主體對藏於禮物中的禮物之靈的普遍承認，同時實現了行為主體對藏於交換中的互惠本質的默契認可。雖然禮物交換一直都受互惠（Reciprocate）驅動，但在“最具伊壁鳩魯學說傾向的古代道德中，利益指的是人們所尋求的善與快樂，而不是物質的有用性”[8]。因此可以說，古式社會中的交流雙方都是懷抱彼此都能獲得快樂和善的意識而進行禮物交換的。這種同時站在自我和他者角度上的交流使得每個個體都確信禮物交換中，“流通的根本不是有功用的事物，而是與這些事物緊密融合的個體、群體、榮譽、巫術、宗教、道德等”[9]。換言之，禮物的真正價值在於附著在它之上的聲望、榮譽等象征力量，而這些均已融入到人們的意識之中。比如上文提及的夸富宴，莫斯解釋道：“夸富宴作為一種財物的散發, 就是‘確認’（Reconnaissance）的一種基本行徑”，夸富宴作為一種儀式完成了所有參與者對宴會背后榮譽、尊重、道德和快樂的想象與分享。而這些意識生產行為實際上都離不開齊美爾所言的個人能動性，對於能動的人，莫斯也有著其突破導師理論框架的獨特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