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化網絡時代的媒介文化變遷【2】

三、亞文化的主流化

伴隨著生產方式與文化形態的變遷，一些社會化網絡時代的媒介文化其地位和性質也會發生或多或少的變化，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一些亞文化發生了從邊緣到主流的蛻變。在傳統研究視野中，亞文化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反叛和背離主流文化的邊緣文化，或者被視為“小眾群體展現日常生活的‘有意味的形式’”，⑨而當下，社會化網絡構建的媒介環境則讓那些處於小眾和邊緣地帶的亞文化有了展現自我的舞台，新興的網絡亞文化不僅在受眾的大規模參與中能迅速走向大眾化，也可以在多種社會力量的助推下逐漸向主流靠攏。細究之，亞文化的主流化蛻變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這一現象的產生主要依托於兩個過程：

其一，在由大眾參與的社會化網絡生態中，亞文化的傳播過程也是一個文化再生產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眾多社會力量從不同利益角度出發對亞文化符號進行了重新定義，促成了亞文化內容及意義的轉化。

在小眾文化的大眾化浪潮中，新興的網絡亞文化從誕生起便受到多種社會力量的關注，面臨著被形塑、被征用、被改寫，也即被再標簽化的宿命。基於不同的作用方式，我們可將亞文化符號再標簽化過程中的參與主體分為兩類，一是普通受眾，二是社會力量。首先，普通受眾，也就是社會化網絡用戶，他們採取的亞文化再生產方式主要是挪用和模仿。以“屌絲”亞文化為例，“屌絲”二字誕生於百度貼吧，這一亞文化群體將“矮矬窮”作為自己的屬性標簽，以一種自我降格⑩的方式來回應當下社會的結構性矛盾，並以二元對立的敘事方式來表征不平等的社會階層關系。由於網絡用戶普遍擁有被剝奪感和身份焦慮感，屌絲的概念一經傳播便受到眾多網民的跟風與追捧，人們紛紛挪用“屌絲”二字作為自我標榜的符號，以此傳達關於社會現實的經驗與想象，而以大學生和白領為主的網民群體更是在一系列的戲謔式模仿中推動著“屌絲”文化的泛化﹔其次，在“屌絲”文化浪潮的席卷中，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也參與其中，對這一符號進行改造和征用。資本力量敏銳地捕捉到屌絲與時髦的成功學的契合之處，以“屌絲逆襲”來喚起社會大眾的自我想象，並將其植入於文化及日常生活消費領域，而在環球網制作的2012年國際新聞專題中，也用“屌絲逆襲”來寓意國家的崛起。由此可見，亞文化符號在社會化網絡傳播中常常成為一種共用能指：[11]特定的亞文化群體、主流社會群體、經濟利益驅動的資本力量，以及作為意識形態宣傳載體的新聞傳媒，都在各自不同的利益驅動下，爭相借用這一能指，合力推動其廣泛流行，而在此過程中，亞文化所象征的意義也逐漸主流化。

其二，在超部落化的社會化網絡中，不僅生產者和消費者實現了直接接觸，傳媒、文化和產業力量等也開始了頻繁的互動與合作。由此，亞文化與商業力量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錯綜復雜與曖昧，亞文化的內在性質也在商業化及產業化的過程中不斷發生著蛻變。

放眼當下，由於社會化網絡的大規模連接，過去散落潛伏於互聯網中的亞文化長尾如今總能迅速地被商業力量所發掘，在上述“再標簽化”改造的基礎上，被加以商業利用。比如，在當前中國電影市場，大導演加大明星的大制作不再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不少中小成本的電影通過對亞文化長尾經濟的開拓而接連獲得高票房收益，如電影《小時代》《老男孩》等，它們所瞄准的是當下正在崛起的90后亞文化群體，通過將青春、時尚、屌絲、夢想等元素嵌入到影片內容及宣傳中，使電影不僅能充分地喚起目標受眾的文化認同，並且還能調動這一群體的社會化傳播力量，其在借助長尾力量收獲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引發了全社會對90后亞文化群體的關注。除了商業化的“借勢”利用之外，還有一種更為長線的產業化趨勢，即通過培育相對穩定的亞文化社群來創建產業鏈或促進產業增值，典型代表如小米公司營建的“米粉”社群，這一亞文化群體全方位地參與到小米產品的生產、改進、推廣和營銷等各個環節中，成為小米產業鏈中的重要資本。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化網絡時代的亞文化已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文化力量，而是作為一種重要的資本力量參與到市場經濟領域。

從亞文化的商業化及產業化浪潮中，我們可以透視出亞文化在社會化網絡時代所具備的重要價值，這一進程不僅推動了亞文化自身經濟資本的增值，也使得亞文化群體進一步進入大眾視域並受到官方的重視，因此，商業化的趨勢反過來又會推動亞文化的再標簽化，二者循環往復，促使網絡亞文化不斷實現主流化的蛻變。

總之，正如曼紐爾·卡斯特所言：“我們的媒介是我們的隱喻，我們的隱喻創造了我們的文化內容。” [12]社會化網絡時代的到來，首先改變的是人類社會的連接方式，進而憑借連接的力量作用於媒介文化的各個層面。在社會化網絡的連接浪潮中，原本相互分離的個體聚集到一個又一個不同的圈子部落中，參與並見証新的社會潮流的洶涌與更迭，時刻感受著從幕后到台前、從邊緣到中心的特殊文化體驗，由此，人們身處的媒介化社會也經歷著一種革命性的文化變遷。可以預見，隨著社會化網絡向現實社會的全面演進，這一連接的力量將繼續滲透到經濟、政治及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在互聯互通中構建出全新的社會文化景觀。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為2011年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編號：NCET—11—0970）和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項目批准號：14BXW07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陶東風、和磊：《文化研究》第3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②Stanley Milgram: The Small World ProblemPsychology Today，1967(2)P60.

③克萊·舍基著，胡泳等譯：《人人時代——無組織的組織力量》第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④Henry Jenkins: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P3.

⑤彭蘭：《群氓的智慧還是群體性迷失——互聯網群體互動效果的兩面觀察》，《當代傳播》2014年第2期

⑥何道寬：《媒介即文化——麥克盧漢媒介理論批評》，《現代傳播》2000年第6期

⑦段偉文：《網絡空間的倫理反思》第48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⑧王虎：《媒體社交化語境下的社會資本擴張與傳統電視變革》，《新聞記者》2014年第6期

⑨孟登迎：《亞文化概念形成史淺析》，《文化研究》2009年第2期

⑩[11]林品：《從網絡亞文化到共用能指——“屌絲”文化批判》，《文藝研究》2013年第10期

[12]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第30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