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新聞採編:問題和誤區
尋找科學議題與公眾生活經驗的聯系、用最簡潔明了的語言向公眾解釋科學家的工作,這些早期科學記者的報道策略,奠定了科學新聞的實踐原則並沿用下來。然而這樣的報道模式也遭致學術界對科學報道時常過於戲劇化或流於表面、簡單化的批評:科學新聞從進入報紙版面開始,就不得不迫於報業競爭壓力,與娛樂新聞、體育新聞甚至社會新聞的謀殺搶劫爭奪版面﹔用好看的科學故事來吸引讀者,成為科學報道的傳統,其后果之一就是今天的科學新聞“大量聚焦夸大的承諾,如治愈疾病的療法﹔和聳人聽聞的議題,如1970年代美國三哩島的核泄漏和污染災害” [22]。一項關於澳大利亞科學新聞學的研究發現,科學報道存在七個問題:強調轟動效果,忽視較為艱深的主流科學議題,如分子生物學﹔未能建立科技進步和國家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把關人輕視對科學重要性的判斷﹔將科學報道限制在特定的版面內,哪怕該新聞完全具備頭版頭條的潛質﹔沒有將科學報道滲透在每天的新聞報道、特稿和專題節目中﹔在新聞議程中,政治新聞和經濟新聞佔主導地位,可能是因為科學新聞成本高、寫作難度大,而政經新聞相對成本較低[23]。有學者認為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在於新聞業往往假設公眾並不能理解科學事務,因此科學報道需要運用“愚蠢”的表述方式來吸引那些對科學不感興趣、往往直接無視或跳過報紙科學版的受眾,以至於無論科學記者們多努力,媒體往往都“大規模地使科學失敗了”,因為編輯更偏愛那些暢銷的“傻故事”[24]。
1976年,英國科學促進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提出了對審視科學報道有參考意義的幾組緊張關系:科學新聞是為了知曉還是為了教育﹔是支持科學還是批判科學﹔是為了告知還是為了宣傳﹔報道的是事實還是意見﹔報道是精確還是簡化﹔報道主題有新聞價值還是有待驗証[25]。因此高品質科學報道的嚴肅、專業、深度,往往意味著如何把握這些處於兩極的概念。就像《華盛頓郵報》執行編輯Marcus Brauchli所言:“我們避免隻報道事實,有分析、有語境的報道才能幫助公眾理解關鍵的議題。我們需要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也需要告訴一般讀者和政策制定者,科學事實和科學發現意味著什麼……最大的挑戰是避免偏見。是的,我們鼓勵作者具備分析能力和專業知識﹔不,我們不想讓我們的闡釋技巧和權威性在某種程度上破壞我們承諾的思想開放和公平。” [26]在科學報道實踐原則中,有一個重要概念叫“虛假中立”。盡管對等/平衡原則在一般意義上是新聞報道“客觀性法則”的重要操作要領,但由於科學議題的高度專業化和高門檻,是謂隔行隔山,平衡報道往往變成“虛假中立”——媒體在報道有爭議的科學議題時,將正反兩方觀點對等呈現,這往往賦予那些在主流科學界並不具備足夠說服力的觀點,在大眾當中獲得超出其原本應有的重要性的不恰當關注[27]。袁越認為,近年來中國媒體的轉基因報道“是不及格的,產生了大量的錯誤報道” [28]。他歸納了科學記者在報道中需要注意的問題,專門講到科學報道不能平衡報道:“有99個人說1+1=2,然后一個人說1+1=4,你肯定不能說1+1=3,顯然是不對的……記者能做的就是報道主流觀點,否則必然被騙。因為你沒有這個知識” [29]。2013年10月1日,英國《衛報》刊發一篇題為“BBC coverage of IPCC climate report criticised for sceptics'airtime”的稿件,針對BBC有關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第五次氣候評估報告的報道,指出科學家對於BBC報道的批評,主要在於BBC在報道中過多援引了反對者的觀點,以至於一些並不為主流科學界認可的觀點被放大了[30],便是一例。這類情形被認為是新聞業對於科學報道缺乏有效監管的后果,其表現之一就是科學新聞並未通過對材料的反復驗証就呈現了相反觀點——這種反復驗証的報道方式明顯是一種奢侈行為,在激烈的媒介競爭中,其他新聞類別早已變得不僅採編成本低廉而且在受眾和廣告商當中反而更受歡迎[31]。然而要保持科學報道的准確性和高品質,必然需要記者付出更多。
那麼,記者如何判定一個科學觀點是否屬於科學界的主流意見?一方面,記者可依賴於自身的知識背景、積累和嚴謹的操作路徑——例如,科學專欄作家、物理學家萬維鋼(網名“GK同人於野”)認為,掌握前沿科學動態、判定科學信息真偽有三個可靠途徑:閱讀學術論文、直接閱讀原始數據、主動採集分析數據[32]﹔另一方面則依賴於科學共同體。英國一家非盈利科普機構Sense about Science在2006年編撰過一本小手冊《我不知道該相信誰》[33],向公眾解釋科學家如何報告並評價研究成果,其中的核心就是基於科學共同體的同行評議制度:“同行評議可以幫助你理解科學事,告訴你哪項研究通過了其他科學家的嚴格考驗,被認為是真實的、重要的,並具備原創性的。同行評議使得科學家們在科學期刊上所作的結論和其他那些由政客、報紙專欄作家或游說團體所做出的結論有著本質的區別。正因為如此,科學絕不只是‘另一個結論’而已”。
新技術時代:科學新聞實踐原則的變與不變
新技術和互聯網的深遠影響正迫使傳統新聞採編模式不斷調整和轉型,科學新聞也不例外。在研究者看來,如今科學新聞的媒體版圖正在經歷強烈的重塑過程,特別是“新”與“舊”的媒體形式的快速切換。科學記者被寄望成為能夠跨媒介平台工作並熟練掌握多種媒介載體的人,同時,他們還要遭受來自普通市民,包括博客主、You Tube播客及所謂的“iPod一代”的威脅,這些都打破了傳統新聞專業主義的邊界[34]。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Cristine Russell認為:從波士頓到北京,極速變化的傳播技術世界以創新的方式,通過接觸最新科技、訪問專家、挖掘研究成果、抵達公眾,為科學記者提供了跨越邊界的無數的多媒體選擇[35]。2009年,《自然》雜志針對493位就職於不同國家主流媒體的科學記者開展了一項調研,結果顯示,63%的受訪者從科學家的博客上發現選題及報道相關科學內容,其中33%的人經常這樣做﹔而這一數據在五年前僅為18%,其中經常這樣做的科學記者隻有4% [36]。
這一現象表明,即便科學新聞仍是當今科學傳播的重要領域,新技術時代的科學傳播已不止僅以科學新聞為中心。互聯網極大地促進了科學信息的廣泛擴散,其傳播形態的去中心化和互動性也突出了一些以往科學傳播難以達成的效果,如公開、透明、多主體參與的討論,以及快速的糾錯能力。萬維鋼曾提及他轉發過美國經濟學家Tyler Cowen發布在其博客的一篇有關韓國治理空氣污染的文章,該文稱韓國2002年空氣質量在122個國家中排第120位,經過政府主導的積極治理,收效顯著,現在排第43位。微博發出五分鐘,網友“煉金術士gewesen”就查到了韓國煤炭消費的數據“比2002年增加了46%”,指出如果燒煤是空氣污染的最重要來源,韓國在沒有減少燒煤的情況下大幅減少空氣污染就不太可能﹔又過了不到一小時,網友“盧昌海”找到了有關空氣質量排名的原始文件,發現韓國在2002年的排名根本就不是第120位,而是第54位,Cowen博客文章中的數據是錯的[37]。
然而,必須注意到Russell在看到新媒介之於科學傳播和科學新聞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也強調:“盡管這些新的傳播工具——博客、播客、Skype、Twitter、YouTube提供了創造性的產出,但無聊的閑扯也會吞噬寶貴的時間。無數新網站呈現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科學信息、錯誤資訊、評論,重要性無從判斷﹔這些網站也充斥著向特定細分受眾說教、窄化科學基礎和強化無知觀點的風險。……至關重要的是,優秀新聞業的傳統美德——准確的信息、多個消息來源,多種觀點的語境,編輯的獨立性——不會迷失在以新穎方式傳播內容的熱情當中” [38]。盡管獨立的、精准的、批判的報道變得日益“昂貴”:好的科學報道需要大量的時間、金錢及人脈,每一項如今都是緊缺資源[39],然而恰恰隻有“昂貴”的付出,才能確保科學報道的高品質。Marcus Brauchli提供了《華盛頓郵報》一個契合互聯網時代的科學報道典型特征的案例:“豬流感的新聞,幾小時之內我們的博客上就滿是引人入勝的報道,這些報道由整個編輯部不同記者提供……但在報道過程中也要謹防煽情,防止將每一步的進展都看得比實際的重要性來得高。同時還有一個緩慢、漸進的採集信息過程,關注病毒是什麼、它有可能變得多危險。這個採編節奏並不適合網站,但兩方面都是需要報道的。” [40]其實,隻要讀一讀優質的科學報道,比如以深入報道流行病、生物恐怖主義等主題而知名的美國作家Richard Preston為《紐約客》2014年10月27日刊撰寫的上萬字長篇報道《埃博拉戰爭》[41],就會明白這個領域的高標准是怎樣的。
事實上,早在大眾媒介設立專門的科學版面、系統刊載科學報道之前,與科學議題相關的媒介內容就始終發揮著推動社會進步的功能。美國的資源與環境保護運動就是一例。自1840年代紐約《Evening Post》有關公共綠地與城市健康生活關系的評論最終促成曼哈頓中央公園的建立[42]﹔到1890年代媒體反對獵殺野生動物的報道推動黃石公園保護法出台[43]﹔再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黑幕揭發運動中,記者Samuel Hopkins Adams揭露醫藥市場販賣假藥的報道(1907年以《美國大騙局》集結出版)[44],Harvey Wiley揭露食品當中加入化學添加劑和人工染料的報道[45],這些科學議題的相關報道無一例外都擔負著監督權力、促進公共決策公開透明、推動公民參與的重要角色,並且迄今仍未改變。科學傳播與當代政治、社會生活密不可分[46],無論如何,今天科學記者“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提供更為嚴謹、更具批判性的新聞報道,使得公眾更為清醒,更加知情,更願意投身到關於科技進步、科學發展進程和科學技術倫理的公共辯論中” [47]。面對人類文明的傳承和發展,科學傳播任重道遠。
(作者系:陸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睿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2013級博士研究生。感謝胡吉同學、胡特同學協助梳理部分文獻。)
注釋:
①[18][19][22] EliasJ. (1996). Book Review: Dorothy Nelkin. Selling Science: How the Press Cove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 17(4): 501-504.
②⑧[12][27][39] MurcottT. H. L. &WilliamsA. (2012). The Challenges for science journalism in the UK. 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 37(2): 152-160.
③[11][23][25][47] Metcalfe, J. & GascoigneT. (1995). Science journalism in Australia.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4: 411-428.
④PitrelliN.(2010).Science Journalism to Facea Demand for Renewal.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9(4): 1-2.
⑤Kennedy, D. (2010). The future of science news. Daedalus. 139(2): 57-67.
⑥MooneyC. (2008). The science writer’s lament: The missing section in your daily paper. In: Science Progress Blog. Available at: http://www.scienceprogress.org/2008/10/the-science-writers-lament.Russell, C. (2006). Covering controversial science: Improving reporting on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Available at: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18442/covering_controversial_science.html?breadcrumb=%2Fexperts%2F944%2Fcristine_russell%3Fpage%3D2.
⑦WilliamsA. & Clifford. S. (2010). Mapping the field: A political economic account of specialist science news journalism in the UK national media. Available at: http://www.cardiff.ac.uk/jomec/research/researchgroups/riskscienceandhealth/fundedprojects/mappingscience.html.
⑨[34] AllanS. (2009). The future of science journalism. Journalism. 10(3): 280-282.
⑩張志安、劉虹芩:《袁越:寫作上確實有一種孤獨感,真正能跟我討論的人很少》。2015年1月28日取自《新聞界》官方網站:http://www.ixinwenjie.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 10&id=115.
[13][15][29] 張志安、劉虹芩:《袁越:積累的知識越多,對世界的偏見就越小》。2015年1月26日取自《新聞界》官方網站:http://www.ixinwenjie.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id=113.
[14]《人民日報》:使用人民網“人民日報數字報”、“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1946-2015)”,以及中國知網CNKI“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檢索給定區間的科學新聞版面。《東方早報》:使用東方早報網“東方早報數字報”、CNKI“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檢索給定區間的科學新聞版面,無檢索結果(在該報官網人工翻閱2015年全部內容,發現無科學新聞相關版面。在CNKI使用“科學”、“科技”、“技術”為主題和關鍵詞,均無結果。澎湃新聞也沒有與科學相關的訂閱專題)。《衛報》:由於《衛報》官方網站無法檢索其紙質版本,因此,我們以同樣的時間區間檢索衛報官方網站的“科學”專區。《紐約時報》:檢索科學專版《科學時代》。
[16]Patairiya, M. (2007). Science Journalism in India. Available at: http://www.pantaneto.co.uk/issue25/patairiya.htm. Shanahan, M. (2006). Fighting a reporting battle. Nature. 443: 392-393.
[17][20][21][46] BauerM. W. & Bucchi, M. (2007). Journ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Scien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ews and Public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4][31] AllanS. (2011). Introduction: Science journalism in a digital age. Journalism. 12(7): 771-777.
[26][40] Eilperin, J. & Brauchli, M. (2009). Science journalism: From the newsroom. Nature. 495: 1061.
[28]張志安、劉虹芩:《袁越:媒體對轉基因的報道是不及格的》。2015年1月23日取自《新聞界》官方網站:http://www.ixinwenjie.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9&id=112.
[30]取自:http://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3/oct/01/bbc-coverage-climate-report-ipcc-sceptics.
[32][37]萬維鋼:《信息極客的三個功夫》。2015年4月8日取自:http://weibo.com/p/1001603829250892413194.
[33]. 在該機構官方網站上可免費下載:http://www.senseaboutscience.org/resources.php/16/i-dont-know-what-to-believe。中文版由袁越翻譯,見果殼網:http://www.guokr.com/article/436902/。
[35][38] RussellC. (2009). Science Journalism Goes Global. Science. 324(5934): 1491.
[36]BrumfielG. (2009). Science journalism: Supplanting the old media? Nature. 458: 274-278.
[41]The Ebola Wars:How genomics research can help contain the outbrea。取自: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10/27/ebola-wars。中文譯文見《人物》微信公共號(renwumag1980)2014年11月10日,李宏宇譯。
[42]辜曉進:《走進美國大報》,南方日報出版社2004年版
[43]HainesA. L. (1996). The Yellowstone Story-A History of Our First National Park. II (Second Revised ed.). NiwotCO: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44]Adams, S. H. (1907). The great American fraud: Articles on the nostrum evil and quacks, in two series, reprinted from Collier’s Weekl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
[45]Ibid. (2006). Harvey W. Wiley: Pioneer Consumer Activist.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AboutFDA/WhatWeDo/History/CentennialofFDA/HarveyW.W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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