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新技術時代的理念與實踐原則

【本文提要】 科學傳播的目的並不僅僅是推廣科學知識，而是塑造知情的公眾。當新技術打破科學信息擴散流通的傳統權力邏輯時，公眾科學知識需求的增加與多樣化卻未能得到充分滿足。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理念與實踐原則今天正在經歷強烈重塑。鑒於科學議題的專業性和高門檻，在科學新聞報道實踐中，要格外警惕“虛假中立”。科學記者今天面臨的挑戰，在於提供更為嚴謹、更具批判性的新聞報道，使得公眾更為清醒、更加知情，更願意投身到關於科技進步、科學發展進程和科學技術倫理的公共辯論中，促進人類文明的傳承和發展。

【關鍵詞】科學傳播 科學新聞 新技術時代 虛假中立

為什麼我們要關注科學傳播和科學新聞？紐約大學社會學與法學院教授Nilkin曾這樣論述科學新聞的重要性：“沒有什麼比好的報道更能為公眾提供有關科學的貢獻與緊迫性的理解﹔而壞的報道不僅誤導公眾，也導致科研支持被削減”。①早在1930年代，美國《紐約時報》記者William Laurence就將面向公眾的科學報道寫作者稱為“普羅米修斯的真正后代”，因為他們“從實驗室、從大學研究機構採集科學界的奧林匹克火種，並廣為洒向人類”——正是報紙的科學報道給社會大眾提供了所需的信息，幫助人們理性地選擇更好的生存方式、更好的生活。②從這個意義上看，科學傳播的目的並不僅僅是推廣科學知識，而是塑造知情的公眾——隻有這樣的公眾，才能夠認識到科學及其相關活動在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作用，認識到作為決策依據的科學証據的性質，認識到科學技術對人類事務的影響和局限。③

然而，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並非一成不變。2010年，科學傳播創新協會ICS（Innovations in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屬下意大利的裡雅斯特高級國際學校SISSA的研究小組，組織了一個主題為“科學新聞學與二十一世紀的權力”的工作坊④——ICS近年來一直致力於推動醫學、科學、技術知識傳播創新路徑的實踐性原則的討論，科學新聞學亦是其聚焦的主題之一，該工作坊將科學新聞學置於傳播系統與科學-社會關系的變革中進行探討——這一變革也可被視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一方面，新技術打破了傳統上科學信息擴散流通的權力邏輯，科學記者作為其中的重要一環，那種“簡單講述科學事實、盜知識之火以拯救普羅大眾於無知的迷思”早被打破，已然特權不在﹔另一方面，與公眾科學知識需求的多樣化快速增加不相稱的是，似乎也並沒有更多的專業人士站出來，大幅度增加或者替代以往科學記者所做的將科學“翻譯”給公眾的工作。在傳統媒介江河日下的頹勢中，科學傳播自然難以幸免，“大量新聞日報專門的科學新聞版面已不見蹤跡”。⑤1989年，美國共有95份報紙在從事科學新聞報道，到2004年隻剩下34份⑥。英國的科學新聞業者數量自2005年起開始減少，科學新聞業逐漸被公共關系機構主導，科學記者的工作內容則被“去技術化”，變成“復制粘貼”，導致原創內容減少、報道質量下降⑦。

與此同時，新傳播環境下科學記者的工作壓力倍增。受眾對互聯網信息的需求極大，記者開始轉型為融合媒體人才，每條新聞都需要制作出不同的媒介產品以便在不同平台上發表，這使得他們往往更沒有時間去發現選題、接觸消息源，也無力對已有選題追蹤報道⑧。從表層客觀事實的准確性，到如何對作為消息源的專家權威提供的信息做出判斷，這些傳統媒體時代的困難在今天從未減少，尤其涉及一些尚未定論的科學議題時更是如此。糟糕的是，科學記者匆忙做出的抉擇與互聯網上被大肆討論和傳播的各種看法交織在一起，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2007年全球轟動、迄今仍未告破的英國三歲女童瑪德琳失蹤案，由於有媒體誤讀了一份DNA檢測報告，以至失蹤女孩的父母被認為是犯罪嫌疑人，在媒體和網絡上遭到猛烈抨擊，便是一例⑨。

在中國，如今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不再僅僅以大眾媒介的科學報道為主。包括民間團體和個人在內的多主體、開放互動的科學傳播系統正在公眾當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泛科技興趣社區“果殼網”（http://www.guokr.com）、用戶分享專業知識的網絡問答社區“知乎”（http://www.zhihu.com）的影響力便是一例。以此同時，在醫療、公共健康、食品安全、環境、能源等一系列科學相關議題的眾聲喧嘩中，小到手機鋰電池的工作原理、隔夜菜的細菌數量，大到霧霾的成因、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和倫理問題、PX項目的技術基礎和監管，許多需要極高專業門檻的科學議題，與其他政治、社會議題交織在一起，不時在家人朋友小圈子乃至社會公眾當中引發爭議——針對復雜的科學問題，有爭議實屬正常﹔大眾媒體的相關新聞報道、科學作家的文章書籍、科學界面向公眾舉辦的各類科普活動，也對熱點議題及各方觀點多有涉及。然而，從總體上看，將科學“翻譯”給公眾，無論話題的覆蓋范圍還是深度，均遠遠不夠。甚至，資深科學記者袁越（網名“土摩托”）認為，盡管基於互聯網的“這些科學社區挺好的，中國有越來越多愛好科學的人是挺好的一件事”，但也要注意到，“新興社區上是一些寫手來給受眾傳播知識，而不是專業的記者……在國外，真正的大報，比如《紐約時報》上的文章，與科學社區上的文章相比，還是更可信的……但是中國因為有一些特殊國情，加上中國記者本身水平有限，導致民間新興的這幫人來做這樣一件普及科學的事情看似是合理的。但是他們本身的專業性也有待檢驗” ⑩。

科學新聞：科學傳播的重要維度

將科學“翻譯”給公眾這一工作，在現代社會大量經由大眾媒體的科學新聞報道來完成。可以說，大眾媒體是持續影響公眾對科學的態度的最重要的信息來源[11]。所謂科學新聞，無非是覆蓋科學領域的新聞報道﹔擔負這一任務的科學記者，其角色是將科技發展的成果告知那些科學論文所無法到達的更為廣大的受眾群體[12]。在科學記者看來，科學新聞“就是把最新的、最權威的、主流的論文和他們的研究成果翻譯成老百姓能懂，而且對老百姓的生活確實有影響的知識” [13]。

盡管傳統媒體科學新聞的現狀和未來令人堪憂，但今天許多主流媒體上，科學新聞依然佔一席之地。作者以2015年4月6日~12日的《人民日報》、《東方早報》、英國《衛報》和美國《紐約時報》為對象，檢索一周內科學新聞的刊載情況[14]。

研究發現（見表1），《人民日報》這一周共有兩個科學新聞相關版面，刊發稿件8篇。其中，4月7日“科技特刊”刊發一個整版，稿件2篇﹔4月10日“科技視野”刊發一個整版，稿件6篇。文章主要由該報記者採寫，涉及眾創、雲農場、“互聯網+”、熱點材料、綠色經濟等主題。

《衛報》一周的“科學”專區共34篇稿件，涉及天文學、生物學、武器技術、醫學研究、動物學等9個科學領域，議題范圍甚廣，例如天文愛好者的旅行、微笑的心理學奧秘、HIV抗體療法的進展，等等。大多數文章的作者並非職業科學記者，而是大學教授及學生、研究院所的科學工作者，也有自由撰稿人。《衛報》為他們開辟了多個專區以集納這些文章，篇幅都在1500字以內。

《紐約時報》的固定科學新聞版面為“科學時代”，每周出版一疊，檢索區間內的出版日期是4月7日，共七個版。這一周《紐約時報》科學報道聚焦近期熱點事件，以及日常生活與科學的聯系。例如，D疊1版的2篇稿件便圍繞近期“德國之翼”失事航班及肇事嫌疑人、副駕駛盧比茨展開。與《衛報》不同，這些報道大多由《紐約時報》記者採寫﹔相似之處是《紐約時報》也為這些報道設置了多個小欄目，文章篇幅與《衛報》接近，在100~1500字之間。

這一周內，未檢索到《東方早報》與科學新聞相關版面。

這一檢索雖非系統研究，仍能大致體現出不同媒介對待科學傳播的態度。事實上，不僅中國，大量發展中國家，印度，巴西，喀麥隆……科學新聞都很少出現在媒介議程當中，盡管這些地區並不缺少與科學報道相關的事件：肆虐亞洲的禽流感病毒，在非洲根深蒂固的瘧疾和HIV，南美熱帶地區生物多樣性的快速衰減[16]——這種局面，除了科學記者缺乏必要的專業訓練之外，這些地區科學發展水平的局限及相關資源的匱乏，也是原因之一。

從媒介組織和新聞生產的發展過程看，職業科學記者的出現、報紙科學報道的系統化，確立了機構化的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的基礎。最初的起步得益於科學報道與社會的科學進步潮流一拍即合。1928年，曾經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數學和物理、后來擔任牛津大學出版社科技類圖書編輯的James Gerald Crowther，立志開啟自己作為科學記者的職業生涯[17]：他寫信給《曼切斯特衛報》，希望擔任該報官方科學記者，其理由並不是自己多麼出色，而是“日報很容易因其呈現的科學信息和態度脫穎而出”﹔而且報紙“應該幫助公眾認識科學的偉大之處，及其社會和心理意義”——在1920年代，《曼切斯特衛報》是英國極受尊敬的報紙，也是公認的唯一達到國際水准的地方報紙，影響力僅在《泰晤士報》之下。再看同一時期的美國報紙，科學被描繪為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是社會的經濟資源，設備更新的基礎，技術需求的提供者[18]。

也是在這一起步階段，最早一批科學記者以游走於科學社區和新聞業之間的特殊身份，在報社編輯和科學家之間來回磨合，開始逐步建立科學新聞報道的專業實踐准則。1920年代的美國，以報業辛迪加Scripps等媒體為代表的科學報道，承擔的首要職責，就是將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翻譯”成美國人能懂的內容，將枯燥乏味的科學語言寫作轉變為令人激動的論爭和新突破[19]，至於什麼樣的科學議題值得媒體採寫、什麼是“好”的科學報道，彼時尚未形成一套客觀標准。從科學報道的理念到具體稿件的操作，大都由科學家——科學記者——編輯之間的語境和張力決定。

一窺Crowther供職《曼切斯特衛報》期間與編輯的通信，這種張力隨處可見：記者感興趣的科學議題往往與自己的專業背景有關（比如，Crowther喜歡報道物理，對物理學家描述的內容少有質疑和批判），編輯團隊則直截了當地認為，要選擇那些讓讀者容易理解的科學議題，越簡單、越接近讀者的生活和現實經驗越好（報道昆虫還是報道中子？當然是昆虫！因為有關自然和健康的選題對公眾來說，重要性高過物理）﹔此外，記者希望以嚴謹的技術性語言來報道科學家的工作，編輯更看重文辭優美、易於感染讀者——1929年，Crowther提出要報道劍橋大學27歲的天才物理學家狄拉克有關“未來原子物理學”的研究成果，編輯潑冷水道：“狄拉克的文章太僵硬了，除非這個學問能被公眾理解，否則我們不會刊載關於它的報道”（作者注：四年后，狄拉克獲諾貝爾物理學獎）[20]。同樣，Crowther想報道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在理論物理方面的貢獻，編輯卻說：“你把量子物理說成是一樁好像每個人都理解的事情一樣，事實上幾乎不會有讀者想知道這意味著什麼。”1932年Crowther採訪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第一個報道查德威克發現了中子，這一獨家報道無論對報社還是記者本人都影響深遠。不過編輯在當時依然很擔憂：“我希望你意識到，你寄給我們的關於中子的報道，從科學觀點上極為重要，對於普通人來說卻也很難讀，盡管我懷疑是否還有人能將這個主題比你寫得更容易理解。當然我也知道這一發現對科學家來說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我隻能敦促你，任何你發來的稿件，都要盡一切可能用最簡單的語言解釋發生了什麼”。[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