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屆普利策新聞攝影獎參評標准及影響【2】

“埃博拉疫情”組照的首發及影響

兩件獲獎作品當初首發的時候都曾產生過巨大影響，尤其是丹尼·波拉克的“埃博拉疫情”，借助《紐約時報》平台，產生了良好的傳播效果。這組照片中的許多作品均在該報頭版甚至頭條首發，尤其是“運送8歲男童”這張照片，除了入選《時代》年度十佳照片以外，2014年12月29日出版的英國《蘇格蘭星期日報》（Scotland on Sunday），在盤點即將過去的一年最有影響照片的時候也選擇了它，並以整版篇幅發表。編輯裁掉了原作品中左上角背景上被黑色材料封閉的窗子，使得背景上形象和色彩都更為單一，隻剩下了藍色石棉瓦擋板牆。身穿黃色防護服的兩位醫務人員在單一的藍色背景襯托下顯得更加醒目。這幅照片入選《時代》周刊年度十佳照片的時候也做了這樣的剪裁。

2014年2月，埃博拉病毒疫情開始在西非大規模爆發。9月初，自由攝影師丹尼·波拉克受雇於《紐約時報》前往疫情最嚴重的利比裡亞，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深入採訪。這需要勇氣和膽量，因為隨時有被感染的危險。

2014年9月5日，丹尼在蒙羅維亞拍攝到這樣一個悲慘的情景，出現埃博拉病症的患者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埃博拉治療中心檢查，沒有病床、沒有座椅，戶外插在地上的幾根木杆子和一塊不夠長的帷布圍出一個空間，病人就躺在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地面上等待診斷結果。這幅“等待檢測結果”發表在9月6日出版的《紐約時報》，該報將這幅照片發在頭版頭條。前景中伏在木樁子上的小女孩失神的目光讓人揪心。

2014年9月18日，丹尼拍到另一個悲哀的情景：一個名叫戈維（Gweah）的25歲青年男子放聲痛哭，由於缺醫少藥，他眼睜睜看著父親雙臂抽搐、口吐鮮血，死在家中。當防疫人員抬走父親遺體的時候，戈維終於崩潰。這幅照片發表在2014年9月25日《紐約時報》頭版頭條，在畫面構圖上延續了“等待檢測結果”的構圖形式，前景中的主體形象都在畫面右側，且都朝向右側，使得畫面有強烈的“分裂”感，這也是作者當時心理感受的形象表現。採訪這樣的新聞，作者心理同樣經受著撕裂般的煎熬。

2014年10月8日出版的《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丹尼10月6日在利比裡亞邦縣拍攝的工作人員進入疫情高危地區進行消毒作業的情景。這是這組獲獎作品中少有的幾張讓人看上去不那麼煎熬的照片，因為畫面上沒有出現尸體、患者、家屬的形象。畫面中三位身穿隔離服的醫護人員在簡易病房進行常規消毒，但是讀者看到的卻是六個人。攝影者巧妙地利用較暗的室內玻璃形成的鏡面效果，拍成了一個對稱的畫面結構，將畫面人數放大了一倍，不仔細看很容易被迷惑。這也是對醫務人員嚴重短缺現狀的間接報道。

在這組令人揪心甚至絕望的作品中，終於看到了一幅溫馨的、給人帶來希望的照片：太陽落山后，衛生工作人員在邦縣埃博拉醫療中心加班加點工作。這是一幅大景別的照片，前景是幾棟藍色臨時板房圍成的“四合院”，在一片黑暗之中燈火通明，屋裡屋外都有影影綽綽忙碌的身影。烏雲翻滾的天空與地面的房屋形成了統一的藍黑色調，給人一種清冷的感覺。遠方的天際線上，通過藍黑的烏雲出現一抹粉紅的霞光，這一絲暖色與大片的冷色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給人帶來一線希望。

災難題材，也可以拍得如此具有美感和哲理。新聞攝影，在條件允許或者說可能的情況下，還是要講究藝術表現，這樣的新聞照片才會有生命力、表現力和感染力。

自由攝影記者的成功

丹尼·波拉克的這個獎項雖然記在了《紐約時報》的頭上，但他卻不是“在編”的時報記者，他的確切身份是自由攝影人。西方攝影記者成長之路大多是這樣一個軌跡：先找一家地方新聞媒體磨練技術和新聞意識，再跳到更大的新聞媒體。一旦取得被社會認可的突出成績后，就會辭職做自由攝影人。丹尼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1976年出生在澳大利亞的丹尼·波拉克，2005年成為蓋蒂圖片社（Getty Images）記者，這期間他三次獲得荷賽獎：2008年，他以一幅“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布托出現在群眾集會”獲得第51屆荷賽新聞人物類組照三等獎﹔2011年，又以一組“巴基斯坦水災”獲得第54屆荷賽新聞人物組照一等獎﹔2013年，他又以組照“海嘯后的日本”獲得第56屆荷賽一般新聞類組照三等獎。這之后，他辭去工作了8年的蓋蒂圖片社攝影記者職務，成為一名自由攝影人。對此他解釋道：“有單位的攝影記者好處是收入穩定，有免費器材並能報銷出差費用，同時自己也有作品。但當你知道你並不擁有自己職業生涯期間作品的版權時，這種挫折感是加倍的。”

成為自由攝影記者后，丹尼·波拉克為《紐約時報》所雇用，並拍攝了多個專題新聞攝影。其中包括“阿富汗的飢餓危機”、“阿富汗的吸毒者”、“曼德拉的葬禮”、“巴西世界杯”等。《埃博拉疫情》這一組讓人震撼的作品，終於讓他獲得新聞界最高榮譽——普利策專題新聞攝影獎。

（作者系：作者系青島農業大學教授。）

（本文為作者承擔的該校社科課題“海外報紙圖片研究”內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