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報道：與受眾對話共舞的大眾傳播

【摘要】全國兩會作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盛事，其新聞報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媒體的運用拓寬了媒體與受眾的互動渠道，用戶體驗得以提升，圈場性互動模糊了傳受關系，公共新聞逐步完善。多年的全國兩會報道已經形成了相對固定的基本模式，組織傳播的視角、反饋流程的缺乏和網絡非線性的傳播導致報道內容的同質化、表面互動的單向化和氛圍的泛娛樂化。自媒體時代，全國兩會新聞報道若要出新出彩，傳統媒體就應真正與受眾共舞，打造共同議題為全國兩會預熱，構建雙向互動的交互型新聞報道主體，突破傳統敘事模式，發散全國兩會余熱，與受眾平等有效對話。

【關鍵詞】全國兩會﹔新聞報道﹔互動﹔大眾傳播

中國媒體承擔著向決策者反映社會問題和群眾呼聲，向受眾傳達政府決策、解釋政府方針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全國兩會新聞報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多年的全國兩會報道已經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其組織傳播的視角和反饋流程的缺乏導致報道內容的同質化和表面互動的單向化。新媒體快速發展帶來的信息傳播方式的改變為傳統媒體報道全國兩會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筆者以為，自媒體時代全國兩會新聞報道若要出新出彩，需要積極與受眾進行有效互動，以大眾傳播的理念進行新聞報道。

一、全國兩會新聞報道應增強與受眾互動

全國兩會關系著國計民生，其特殊的社會政治地位決定了全國兩會擁有較強的歷史政治使命感。全國兩會新聞報道模式從最初的“宣傳式”，經過“混合模式”，逐步跨入了“雙向互動”的傳播模式進程之中。[1]所謂互動，是社會互動的簡稱，指社會上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通過信息的傳播而發生的相互依賴性的社會交往活動。[2]人民代表大會的性質是國家權力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兩會的性質決定了報道兩會的媒體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和與受眾互動的必要性。

（一）全媒體運用：拓寬媒體與受眾的互動渠道，提升用戶體驗

現代媒體有兩個本質特征：一是虛構性，使不在場的東西變得仿佛在場﹔二是關聯性，即一個符號的價值或意義不來自於本身，而來自於與其他符號的關聯。[3]互聯網的最大特征是用戶與用戶之間、文本與文本之間、網絡與網絡之間超出時間與空間的多維聯系。傳統媒體以傳播信息自上而下的渠道控制和主流媒體的專業生產為特點。[4]單方向的信息傳播容易使媒體故步自封，從報紙的利益需求和組織宣傳的角度進行新聞採寫。問卷調查、隨機街訪和“讀者來信”的互動模式雖然突破了傳統媒體的單向傳播方式，但其互動形式和一般傳統媒體資源的有限性限制了互動的規模和數量，影響了調查地域的擴大，調查結果難以具有代表性。相比之下，以微博、微信為代表的新媒體的發展，突破了時間和地域的限制，媒體融合下多渠道互動，給予了受眾真正表達觀點的平台，拓寬了媒體與受眾的互動空間。據《中國新聞出版報》統計，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有60多位代表委員先后在人民網、新浪網開通了實名制微博，與微博受眾交流兩會信息。當年，全國近30家媒體、60位記者在微博中注冊，及時報道全國兩會進展。[5]目前，微博儼然已成為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媒體記者與社會大眾傳播兩會信息、交流議題意見的移動輿論場。2013年，人民日報首次建立了專門的統籌機制，利用微信群等網絡技術進行溝通指揮，實現了互動兩會的創新目標。[6]微信點對點傳播與強關系社交的軟件特性促進了微信空間內交流的有效性，微信群和公共平台訂閱號的上線，為媒體與受眾互動提供了新平台，與微博相比更為精致化的閱讀促進了兩者的深層交流，用戶體驗得以提升。

（二）圈場性互動：公民參政議政意識增強，公共新聞逐步完善

新媒體的發展促進了自媒體時代的來臨，信息傳受關系逐步模糊，信息內容的“組織中心”立場趨於弱化。媒介融合語境下傳播具有交互性，傳者與受者、受者與受者之間的互動使得大眾傳播的場效應與人際傳播的圈效應交互融合，形成一種圈場性互動。互聯網實質上是一個時空開放的網絡空間，網民不僅是信息的接收者，反饋信息、參與調查、發帖跟帖、轉發信息甚至引發熱點話題的公共討論也是網民參與的重要內容。[7]傳統的傳受關系正逐漸變為更為平等的、雙向互動的“對話者”關系。互聯網的飛速發展給予受眾更為廣闊的視野和相對平等的媒介環境，公眾在使用媒介產品中的主觀感受更加受到重視。公民主體意識增強，參政議政的理念不斷深化，逐步推動了公共新聞的實踐與完善。公共新聞主張新聞報道與媒介活動相結合，強調新聞傳播者在報道新聞事實的同時，以組織者的身份介入公眾事務中，發起公民討論，組織各種活動，尋求公共問題的對策，使公共問題最終得到解決。[8]全國兩會中討論的問題與公共利益息息相關，媒體的作用在於在調動公民積極參與討論的基礎上，反映公民對相關議題的意見與建議，解析兩會政策，真正達到決策者、媒體與受眾之間的三維互動。

二、現階段全國兩會新聞報道的問題

全國兩會作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領域的盛會，歷時長，跨度大，重要議題多，輿情復雜。全國兩會新聞報道是對媒體整體採編水平、創新力和觀察力的綜合考驗。然而近年來，兩會報道已然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程序性模式化的報道行為面對新媒體與門戶網站的沖擊，會議報道的問題日益顯露。

（一）組織傳播視角帶來內容同質化

據全國兩會新聞中心統計，2015年有3000多名中外記者採訪全國兩會。[9]兩會會場新聞素材本身為媒體共享，獨家報道機會有限，大批記者對同一素材進行採寫編輯，報道內容的重復率明顯提高。一方面，由於進入兩會會場的人數有限，大多數傳統媒體隻能採用新華社的通稿，內容同質化趨勢明顯。另一方面，進入大會現場的媒體往往就兩會開設不同的專題，甚至與門戶網站聯合，從新聞報道、圖片新聞、議題評論和現場視頻等不同角度對其進行全方位報道。報道的全面性促進了受眾對全國兩會的了解和關注，本無可厚非，但大多數傳統媒體運用大部分人力、財力對同一對象進行採訪，極易造成資源的過度開發和對其他同等信息的忽視，強化了讀者對全國兩會新聞的重復感和疲倦感。媒體具有議程設置功能，其對兩會的媒介呈現對於受眾的感知至關重要。一般媒體以組織傳播的理念，從決策者的角度考慮會議新聞報道，宣傳功用大於事實反饋，加之互聯網空間內，信息傳播速度快，多樣的信息傳播與傳統媒體紙質呈現的有限性形成鮮明對比，極易造成讀者流失。

（二）反饋流程缺乏導致互動單向化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國家民主進程的深入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一些新的傳播理念與手段在中國逐步萌芽。中國傳統媒體市場化的經營方式和電子媒體帶來的巨大競爭壓力使中國媒體不得不不斷考慮受眾的需求。1999年，網絡傳播第一次走進全國兩會，開了網友與代表委員互動的先河。每年全國兩會召開之前，人民網等機構均會對人們關注的社會熱點做出相關調查，2014年其兩會品牌欄目《我有問題問總理》於短短近20天時間裡，參與人次達到109萬，提問總數7萬余條。[10]“微博兩會”盛行后，幾乎所有傳統媒體都建立了自己的官方微博，與讀者進行交流的表象下實則問題叢生。相關學者將2008年至2012年人民網所統計的人民最關心的全國兩會議題，與此階段內報紙所刊登的全國兩會議題進行對比，發現兩者具有明顯不同。[11]所謂傳統媒體的官方微博並未真正發揮互動效用，盡管大多數紙媒的權威性和知名度使其相關微博擁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名粉絲，但微博大多數情況下只是被用來充當短新聞的發布平台。《新華日報》官方同名微博在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基本上為轉載“央視新聞”發布的信息，其開設的兩會話題互動性也有限。傳統媒體反饋機制的缺乏導致所謂媒體與受眾的互動略顯形式化，單向地要求受眾給予觀點表達卻並不進行意見呈現，容易以大眾傳播理念之名，行組織傳播行為之實。

（三）網絡非線性傳播引起氛圍泛娛樂化

互聯網的產生與發展在加速信息傳播的同時，也為當今的輿論環境帶來了挑戰。與傳統媒體的線性傳播方式不同，網絡媒體憑借其超文本和超鏈接的特性，不以時間為敘事軌跡，而以空間為維度進行信息安排。與傳統媒體合作的網絡媒體，在將相關紙質報道電子化后進行重新排布，受眾可以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和興趣愛好對信息進行選擇。娛樂性較強的全國兩會花絮往往成為受眾關注的焦點。網絡非線性的敘事模式迎合了受眾的閱讀興趣，也帶來了時政新聞娛樂化的特點。時政新聞的娛樂化傾向是一種全球性的普遍現象，20世紀90年代，以美國總統克林頓上電視音樂秀為標志事件，將娛樂和政治信息緊密結合的做法催生了“新新聞”理念在西方新聞界大行其道。我國的政治新聞娛樂化傾向，在近年的全國兩會報道中逐步顯現。[12]媒體對全國兩會報道娛樂化現象的批評成為兩會花絮報道的重要延伸。2015年3月，《解放日報》發表了《明星委員是否作秀，要看大家視角 姚明：希望更多關注我們擔任委員后所做的事情》的報道，《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娛樂化的兩會報道越來越被鄙視》的社論。但傳統媒體對全國兩會花絮的報道依然屢見不鮮。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新華日報》經常用一到兩個版面，以圖片的形式來報道兩會背后的工作人員，花絮所佔比例較大，趣味性有余但嚴肅性不足。《中國青年報》編輯陳小川認為，做好全國兩會報道要同時遵循新聞規律和政治規律。僅有新聞規律而無政治規律，很容易使報道隻能吸引眼球而缺乏政治內涵。全國兩會是一場盛大的政治活動，隻有遵循政治規律，才能抓住兩會最吸引人的地方，反映出兩會的核心價值。全國兩會政治的核心內容是人民選出的代表和委員代表人民參政議政及對政府進行監督，兩會報道要以關注這個核心事務為重心，才能做出真正反映兩會政治場景的新聞。[13]政治新聞的過度娛樂化容易誘發受眾的窺私欲，模糊兩會焦點。代表委員中的明星代表由於其職業的知名度所獲得的高關注度本無可厚非，但媒體過於聚焦於代表本身，容易忽略非主流群體而造成資源的不平等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