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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報刊發展動因【2】

龐新升

2015年07月13日15:03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巴黎和會”也使人們看清了西方所謂民主、自由的虛偽。此前,許多人曾把一戰協約國的勝利看作是公理對於強權的勝利。美國總統威爾遜當時表示,“第一,絕不允許各國依仗強權侵害別國的自由平等﹔第二,絕不允許各國政府依仗強權侵害民眾的自由平等”。因此,陳獨秀稱其為“現在世界上最好的人”,並把“主張公理,反對強權”作為《每周評論》的宗旨,對英美的自由主義抱有很大的期望。但結果使人們的幻想迅速破滅。陳獨秀在第22號《每周評論》上發表《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不得不承認:“現在仍是強盜的世界,現在仍是公理沒有戰勝強權的時代。”緊接著在第23號《每周評論》上他提出,我們國民必須有“(一)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二)不能讓少數人壟斷政權的覺悟”,他提出的新目標,一是“以強力擁護公理”,二是“平民征服政府”。

其后爆發的“五四”運動,由於工人階級的加入,形成了席卷全國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知識分子親身體會到了工人階級的巨大威力。同時,德奧工人階級對結束歐戰所起的重大作用、西方勞資矛盾尖銳、工人階級為爭取生存權利而斗爭的消息又不斷傳來,使知識分子確信,在探索建立“最善……最合理的社會”時,不僅不能避開勞動問題,而且要把它作為重大問題來研究。1920年6月17日《民國日報》一篇文章曾經寫道:“勞工神聖!勞工神聖!與勞工為伍!與勞工為伍!這種聲浪,在雜志界和報章上,也鬧得更高了﹔一般講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講幾聲”。這是對“五四”后人們大談勞動問題的真實寫照。

這時,廣大青年對“勞工”的理解,已不再像蔡元培那樣把工農、知識分子甚至資本家等一切從業人員,都包括在“勞工”裡面,而是把它用來專指工、農等體力勞動者。

對勞工的理解和重視,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19年5月,李大釗將他輪值主編的《新青年》六卷五號編為“馬克思主義號”,並發表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同年8月,《每周評論》發表李大釗寫的《再論問題與主義》,旗幟鮮明地批判胡適鼓吹的實用主義哲學,文章指出,必須“以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作指導,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同各種思潮的斗爭中進行,最終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打下了思想基礎。在共產國際的關心和幫助下,初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不再滿足於對社會主義的紙上討論,而開始轉入實際行動,籌建黨組織的活動差不多同時在各地展開,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開展工人運動,組織新型工會。為了這個目的,第一批小型工人報刊相繼出版,最有名的就是上海的《勞動界》周刊、北京的《勞動音》周刊、廣州的《勞動者》周刊。它們都明確表示要“促進國內勞動同胞的團結”,為他們提供“階級斗爭的工具”,努力宣傳組織工農群眾、依靠工農群眾改造社會的輿論,突破了舊新聞紙隻注重“督軍的舉動”和“闊人的一言一行”、面向上層的圈子,使報刊宣傳的眼光“觸及到全社會的生活上”,逐步和工農大眾相結合。

“五四”時期,國際國內形勢變幻莫測,無論是言救國,還是言生計,都迫切需要了解信息,而且希望信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誰來及時准確提供信息呢?

舊式政黨報紙不能擔負此任。當時津貼賄買報紙成風,從中央到地方,各派軍閥官僚政客紛紛以津貼方式賄買報紙,為自己作鼓吹。不少資產階級報人淪為文丐,賣身投靠,形同妓妾,到處要錢、打秋風,將辦報作為營私牟利或夤緣奔競的手段和捷徑。這些報紙接受津貼,也淪為軍閥、官僚政客的喉舌,為他們說話,不惜造謠、欺騙,毫無公正可言,早已失去了讀者的信任。

“五四”后大量產生的學生報刊,資金有限、版面有限,新聞來源狹窄,學生的新聞工作經驗也不是太多,加上政府壓迫,多旋生旋滅,故而也不能擔負此任。

能夠擔負此任的便隻有那些以傳遞新聞為主的資產階級報紙了。

實際上,在戊戌變法以后,一些新創辦的資產階級報紙開始更加注意報刊的經營與管理,在營業上精打細算,錙銖必較,力圖把報紙辦成資本主義企業,使報紙的銷路不斷擴大,有較多的廣告收入,但當時社會動蕩,民族工商業發展遲緩,報紙自身缺乏物質基礎和資金實力,社會對於商情介紹也無甚需要,報紙的館舍和編輯條件都十分簡陋,“多數報紙既無機器以印刷,又無訪員之報告,斗室一間,即該報之全部機關,編輯仆役各一人,即該報之全體職員,印刷則托之印字局”[8]。這說的還是民國初年北京的事實,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報紙的發行一般也就千把份、一兩千份。一戰爆發后,由於帝國主義忙於戰爭,放鬆了對中國的殖民侵略,中國國內民族工商業有了發展的機會,廣告的數量陡增,廣告的收入在報紙各項收入中所佔比重越來越大,一部分報紙,像《申報》在史量才接辦后,經營有方,經濟實力增強,1915年,就自己買地,在上海報界率先自建館舍,1918年搬遷到新館舍,是一座5層樓的鋼筋水泥建筑,宏麗寬敞,館中設備一應俱全,令各報羨慕不已。當時世界上輪轉機和先進電訊設備等都已經有了。《申報》原來的印刷機器一小時僅能印4張一份的報紙3000份,史量才在新館落成那一年,從美國買回當時最新式的印報機,一小時可出報3萬多份,到1921年,又先后添購3台這樣的機器,報紙的銷量達到4.5萬份。《新聞報》也更換了先進的印刷設備,1921年時銷量達到近6萬份。報紙真正可以當作企業來經營了。

另外,報紙傳遞信息的職能在這一時期得到強化。此前,從戊戌到辛亥,報紙多以言論針砭時政,抨擊當局,開啟民心,鼓吹革命。新聞界的知名人士多數是報刊政論作家。辛亥革命后,由於袁世凱竊取革命成果,北洋軍閥中的皖系、直系、奉系又相繼執政,他們鉗制言論,動輒封報捕人,多數辦報人不願以言論賈禍,評論由此大量減少,新聞的採訪與寫作受到重視。除增派地方通訊員外,力量比較雄厚的報紙還設立採訪部,爭聘一流的人才長駐北京,用專電和通訊的題材報道新近得到的消息。個別大報還派出駐外特派記者參加重大國際會議的採訪活動。雲譎波詭的時局動態,侜張為幻的議會新聞,顯要人物的大言讜論,以及各派政治勢力幕前幕后的活動等,都成為其中的主要內容,開始出現以新聞的採訪和寫作而成名者,如黃遠生、邵飄萍、林白水、胡政之、張季鸞等。與之相應,出現了不少新創辦的通訊社,最有影響的是1918年7月邵飄萍在北京創辦的新聞編譯社,“每日總有一二特殊稿件,頗得各報好評”[9]。

新聞學也得到激進式發展。一些出國留學的青年知識分子開始注意選修新聞學課程。新聞教育開始為一些資產階級報人和教育家所重視。“五四”以前,全國報界促進會就曾經通過設立新聞學校的議案。1916年1月,上海《商務報》曾經有過一個招學生10名赴日留學,專攻新聞,“年贈學費日幣三百元”的計劃。1918年起,北京大學增設新聞學課程,供文科各系學生選修,開我國大學開設新聞學課程之先河。同年10月14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發起組織我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新聞學研究會,“以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之發展為宗旨”。第二年,即1919年的4月22日,他又創辦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新聞學刊物,也是其會刊——《新聞周刊》。擔任該會導師的徐寶璜和邵飄萍,根據各自在會上演講的講稿整理出來的兩部著作——徐寶璜的《新聞學綱要》和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以及1917年出版的姚公鶴的《上海報紙小史》一起,成為國人自己編寫出版的最早一批新聞學和新聞史方面的著作,《實際應用新聞學》還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研究新聞採訪工作的專著。

上述情形無疑為資產階級大報企業化創造了條件。這些報紙一般設在外國租界,租界的特殊環境也有利於其發展。當然租界並非中國報刊的自由天地,但相對於任意肆虐的封建軍閥統治來說,畢竟租界當局多少還要標榜言論自由和民主,而且像《申報》《新聞報》這樣的老牌大報和租界當局都有些聯系,使軍閥政府不敢隨便封禁。(作者單位:河南日報報業集團)

參考文獻:

[1]胡正強.《新青年》的編輯經驗和教訓[J].編輯之友,2004(2).

[2]梁啟超.《清議報》——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經歷[M]//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3]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N].新民叢報(第17號),1902-10-03.

[4]陳獨秀.一九一六年[J].青年雜志,第1卷第5號.

[5]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J].青年雜志,第1卷第6號.

[6]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J].新青年,第5卷第5號.

[7]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室中國近代史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論著選輯[M].北京:中華書局,1986:946.

[8]熊少豪.五十年來北方報紙之事略[M].最近之五十年,《申報》出版,1922.

[9]湯修慧.一代報人邵飄萍[M]//方漢奇.中國新聞傳播史(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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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筱悅(實習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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