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報刊發展動因

【摘要】“五四”時期是新聞界的一個繁榮時期，主要體現在：其一，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新聞力量的崛起，使北洋軍閥時期墮落的新聞事業走上了一條新生之路﹔其二，探索社會改造的學生報刊大量出現﹔其三，第一批工人報刊創辦﹔其四，以《申報》和《新聞報》為代表的大報企業化。出現上述發展的成因，涉及當時的思想啟蒙、社會救亡、對勞動問題的空前重視、對國內外信息的大量需求以及民族資本主義和新聞事業自身發展等諸多方面。

【關鍵詞】“五四”時期﹔新聞事業﹔報刊發展

“五四”時期是承上啟下、新舊交替的重要歷史轉折時期，以思想倫理革命為先聲，引發了其他領域的各項革命，使整個社會尤其是思想文化界，出現萬象紛呈的局面，新聞界進入了又一個繁榮時期。

這個時期，新聞事業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新新聞力量的崛起。所謂新新聞力量，是相對於北洋軍閥時期的政黨報刊而言的。北洋軍閥時期，報紙言論退化，報格卑下，許多報紙已經成為不同政黨和派別相互炫耀、吹捧乃至攻擊、造謠、大打通電戰的工具，誰給錢就給誰幫腔，報格早已被拋諸腦后。此外，迎合市民低級趣味的社會新聞、誨淫誨盜的黃色新聞和矜奇炫異的所謂黑幕新聞充斥版面，嚴重毒害讀者。所以，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政黨手裡，報界一塌糊涂，毫無前途。１９１５年，《青年雜志》（從第二卷改名《新青年》）創刊，宣布“批評時政，非其旨也”。提出“從事國民運動，勿囿於政黨運動”的口號，注意力不在官吏、貴族、士大夫、職業革命家、個別革命組織，而在一般平民、追求上進的青年學生，立足於思想、文化的啟蒙，以求提高國民覺悟。盡管它初創時，“不但支持者少，就連反對的聲音也很少聽到”﹝1﹞，但到１９１８年末至１９１９年初，《每周評論》《新潮》《國民》創刊后，思想文化戰線的形勢就大大改變了，封建主義的牢籠已被沖破，百家爭鳴的局面開始形成，新的文化已經有了沛然莫能御之勢，這個發展又推動了新聞界更大的發展。

所以說，《新青年》的創刊，劃出了新聞史上的一個時期，使北洋軍閥時期墮落的新聞事業走上了一條新生之路。

其二，探索社會改造的學生報刊大量出現。“五四”運動以后，要求社會改造的呼聲十分高漲，對社會改造的探索成為時代潮流，不僅大學生普遍辦報紙、刊物，甚至連一些天真爛漫的中學生也在自己的刊物上熱情洋溢地發言，不僅在新文化運動影響較快的大城市是這樣，甚至連內地的小縣城也有人踴躍辦刊，一時間，宣傳新文化運動，探索變革的刊物驟增至四五百種，空前活躍。

其三，第一批工人報刊創辦，主要是１９２０年在上海、北京、廣州出版的《勞動界》《勞動音》和《勞動者》周刊，這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從事工人運動的良好開端，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最早嘗試，不能不說是“五四”時期報刊的發展之一。

其四，以《申報》和《新聞報》為代表的大報企業化。所謂大報企業化，是指將報紙當作工商企業來辦。報紙的政治態度、言論方針、新聞業務、經營管理等，都以是否盈利為軸心。大報企業化代表了現代新聞事業發展的一個趨向，那就是，報紙要成為新聞傳播的主要工具，新聞在報紙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像《申報》《新聞報》兩報，在當時，雖然不能在思想界、輿論界執牛耳，但它們在先進技術的引進和新聞業務的改革方面，卻走在了新聞界的前頭。

為什麼“五四”時期的新聞事業會有如上之發展？

資產階級革命家最初設計的一套保障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新聞思想在北洋軍閥統治下完全不能實現，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革命要想成功，需啟發國民覺悟，發動一場國民革命，而啟蒙，就需要報刊，舊的政黨報紙不能擔負此任，就另辦了《新青年》。

從１９世紀７０年代起，中國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就贊美報紙是“輿論之母”，是“教師之師”，是“摧殘專制之戈矛，防御國民之甲冑”，強調“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2﹞，“報館有兩大天職：一曰對於政府為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為其響導者是也”﹝3﹞。

通過資產階級志士仁人的努力，也確實在民國初建的那一兩年中，造成了一個各種報刊大量出版，通訊社也開始出現的似乎很繁榮興旺的局面。但是，辛亥革命並沒有建立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不僅如此，而且連“民國”的外衣都幾乎未保住，接連發生的兩次復辟丑劇，使新聞事業也遭到極大摧殘。

自癸丑報災以后，各地屈指可數的幾家報紙都已成了政黨爭權奪利的工具，報紙言論退化，報格卑下，黃色文字泛濫，正直的記者如黃遠生連在國內立足都不能夠。這樣的事實告訴人們：做輿論代表、監督政府雲雲不是由個人動機決定的，而是由政治決定的。新聞事業不能發展，關鍵仍在政治問題沒有解決。

政治問題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后的頭號主題，像陳獨秀等先進知識分子，是報人，但更是政治家、革命家。所以，他們當然不會是僅僅從新聞事業發展這一角度去考慮而要求改變政治，但他們一定從他們的辦報經歷中認識到了政治需要改變。

陳獨秀認為，以往歷次革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惟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也”，“不出於多數國民之運動，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無益於國民根本之進步”﹝4﹞。他說：“今之所謂共和，所謂立憲者，乃少數政黨之主張，多數國民不見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立憲政治而不出於多數國民之自覺、多數國民之自動，惟曰仰望善良政府、賢人政府，其卑屈陋劣與奴隸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聖君賢相施行仁政無以異也……”[5]

這就是說以前的革命，最多只是運動群眾去實現反帝或反清朝的目的，多數國民並沒有自覺的民主要求，自然會讓極少數人主導宰割。

我們今天都知道，民主政治包含民主政體和民主意識兩部分，全體國民不具備民主意識，所謂民主政體不過是空架子而已。所以，民國雖號稱“共和”“立憲”，但同過去的封建統治相比，不過是換了個招牌，人民仍然不過是盼望好皇帝和好官，仍不過是“希冀聖君賢相施行仁政”而已，關鍵的問題沒有解決，那就必須喚起民眾的覺悟，來自覺、自動地爭取民主。

這些看法無疑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后提出的。

那麼，依陳獨秀說，“覺悟”什麼呢？他說：“儒者三綱之說，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此東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嶺也……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徜徉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之覺悟為最后之覺悟。”[5]

所以，１９１５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發動新文化運動，猛烈抨擊舊倫理、舊道德，打倒孔家店，宣揚西學。新文化運動實質是一場關於“人”的運動。

這場運動為什麼不是在當時的報紙上展開的呢？原因不是報紙這種工具不適用，而是那時的報紙，主要是舊式政黨報紙，不願意展開反封建的文化斗爭，不能起思想文化運動中心的作用。

中國的新聞事業同政治斗爭有著天然的聯系，近代報刊的產生就是因為政治斗爭之需要，之后，任何一份有影響的報刊，幾乎都是為進行政治斗爭而創辦的，《新青年》的創辦也不例外。由於它被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所掌握，領時代潮流，所以其日后一躍成為“輿論界之明星”是順理成章的。

新文化運動塑造了一代新型知識分子。“五四”運動以后，救亡又一次壓倒啟蒙，這一代知識分子擔負起行動的任務，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大批學生報刊應運而生。

新文化運動的目的就是喚起民眾的覺悟，而最先覺悟的是青年學生。這是一代新型知識分子，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惲代英等是他們的代表。

這一代人大多數出生在戊戌變法前后，生長在清末民初中國政局最動蕩、最混亂的年代，義和團英雄們的壯舉才剛剛結束，皇上、維新黨、革命黨都是為人熟知的字眼，這些對他們童年、少年的心靈無疑會產生深刻影響。

辛亥一役，趕跑了滿清皇帝，朝野之震動是不必說的。盡管建立的是一個名不副實的共和國，但對人思想的解放仍是巨大的。“學而優則仕”的舊封建路途不再那麼正規，政局一塌糊涂，思想一片混亂，控制相對放鬆，意識形態領域似乎成了空白，當封建的倫理道德思想還沒有在他們心中確立神聖地位的時候，啟蒙思想家又給他們送來了令人耳目一新、更容易被接受的西方思想文化。對現實不滿、熱心救國的青年學生猶如大旱逢甘霖的禾苗，貪婪地吮吸了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而后就希望大干一場。

對於陳獨秀、李大釗等一代知識分子來說，在五四時期，批判封建思想，接受西方文化可以說更多地停留在理智層的意識領域，而較少體現在行為機制上，他們對人生世事、對人際情感以及各種有意識、無意識的心態積澱，仍然是傳統中國的傳統式的悲憤、感傷、哀痛和激昂，而新一代知識分子則已經成為勇敢的行動者，尤其在“五四”以后，抗婚、要求男女同校等都是他們的行動，表現在國家命運上，則已經不滿足於倫理革命，而切實地探索近期內改造中國的途徑。

所以說，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並沒有進行到底，或者說還遠遠沒有進行到底。啟蒙思想家對舊傳統、舊思想的批判，對西方文化思想的介紹大多還都停留在感性的、淺層的、帶有明顯好惡情緒的層次，根本沒有在理性中形成有充分說服力的體系。況且啟蒙的面十分狹窄，遠遠沒有深入到國民中去，但是民族危亡，國難當頭，人們要求談救國，而不是談倫理道德。在時代潮流的推動下，陳獨秀不得不帶領浩蕩的知識群眾朝另一個方向前進，這個方向就是救亡的方向。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這是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對嚴復說的話。當時嚴復勸孫先辦教育，再行革命，孫中山這樣拒絕了他的意見。在中國近代，救亡的任務總是太迫切，使革命家們總是無暇思考、討論人生道德問題，“五四”以后，覺悟了的知識分子在國難面前又是如此。

假如沒有“五四”運動，廣泛的改造社會的呼聲或許還要晚幾年才能作為歷史的呼喚被提出，“五四”一爆發，民心大開，政府的無能腐敗又在運動中更加暴露，先進知識分子心中對國難的深切關懷，對反動政府的強烈不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匡時救民責任感一下子爆發出來，一發不可收。毛澤東在他主編的《湘江評論》中發表文章集中反映了當時青年們的思想狀況。他說：“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我們知道了！我們覺醒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

當時一個雜志的創刊宣言這樣說：“我們處在中國現在的社會裡頭，覺著四周的種種環境、層層空氣，沒有一樣不是黑暗、惡濁、悲觀、厭煩，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層地獄裡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麼還成一種人類的社會嗎？所以，我們不安於現在的社會，想著另創一種新社會。”

探索社會改造，已成一股時代潮流，連洋溢著天真爛漫朝氣的中學生也滿懷熱情、信心十足地發言：“我們是中等學校的學生，本沒有什麼充足的知識、高深的理想，哪裡配得上發刊什麼雜志呢！不過是想求知識的充足，必定要切實地研究學術……又因為我們多是程度相等的學生，研究的結果，不定就能真實貫徹，一定要請大家來批評指教的，所以又發刊這種出版物，作為我們發表思想，並供大家批評、指教的機關。”

即使離新文化運動中心北京較遠的地區也不例外。成都《星期日》的編者曾有如下描述：“中華民國八年（即１９１９年）七月十三日，成都市上初次發現小小的一種定期出版物——《星期日》周刊，這就是本報產生的紀念日。爾時世界的新潮正從大西洋裡飛也似的翻滾而來，在東亞大陸沿海的地方受了這一番震蕩，都激越起無數波濤澎湃的聲音。那雪練似的長江，仿佛成了渡越世界新‘潮’的電線，竟自沖破了夔門——巫峽——灩滪的灘頭，筆直地透到細流縱貫的成都，也微微發出一些兒聲響。這便是《星期日》產生的原故。”

所以說，“五四”運動的勝利對於當時接受了新思想的激進知識分子來說，不是斗爭的結束，而只是個開頭。中國依然黑暗、貧弱，依然是“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總之，依然是“百事不如人”。社會並未發生根本變化，近代以來的救國、強國任務並未完成，這樣，改造社會的呼聲從新一代知識者口中又一次喊出，改造社會的探索在新一代知識者中又一次展開，就是很自然的了，大量學生報刊應運而生。

“五四”以后對勞動問題的重視，加之建黨的需要，產生了第一批工人報刊。實際上，新文化運動就已經開始普遍重視勞動問題。

陳獨秀作為倡導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時表現了大無畏的精神，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但他把思想倫理革命作為社會進步的樞紐，沒有找到改造社會的物質力量，因而不能給人們指出爭取實現民主政治的明確方向。這一點代表了當時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局限。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正在探索社會改造的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新思維。李大釗認為，這是“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他說，“俄國式的革命”潮流成為“全世界人類全體為一大群眾”的群眾運動，成為“偉大不可抗的社會力”，“歷史上殘余的東西，什麼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主義咧，資本主義咧——凡可以障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Bolshevism的勝利，就是20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6]。

從俄國革命中，他們看到了勞工聯合的力量。蔡元培１９１８年提出“勞工神聖”的口號，李大釗更是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大聯合》《勞動教育問題》《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等，號召青年仿照俄國青年志士的活動，“到民間去”。他說：“要想把握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裡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能認清這個道理。”他還稱當時知識青年進入城市，為了獲得官僚地位而奔走，在“吃喝嫖賭”中消耗青春的生活為“鬼”的生活。他指出，勞工階級從“機械”“牛馬”變成“人”，知識階級則由於以知識去支援而從“鬼”變成“人”。

但此時他們所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做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還是腦力，都是勞工”[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