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概念再辨析——兼論近年國內外的框架研究

【摘要】目前，中國國內的框架理論研究尚處於初期階段，研究體系不完善，“框架”概念使用混亂，針對這一情況，提出一種較為清晰的分類方式，以研究范疇為分類標准，將其劃分為文本框架、生產架構以及影響架構，並以此分類方法對國內框架理論研究現狀作簡要分析，提出當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及其建議。

【關鍵詞】框架﹔框架分析﹔框架理論

框架理論最初來源於社會學和心理學，在20世紀80年代引入新聞傳播學領域，受到人們的極大關注。然而時至今日，框架理論仍是一個尚未發展完善的理論，沒有形成相應的結構體系，觀點和概念的界定相對模糊。尤其在國內學術界，由於語言的差異性等原因而造成概念使用混淆的情況比較明顯，這給框架理論的研究帶來了不小的難題。

一、“框架”概念再辨析

（一）框架概述

“框架”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55年貝特森的《關於戲劇與幻想的理論》，他認為框架是一個有限定的闡釋性的語境。隨之，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對“框架”概念有了進一步的探討。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在他的著作《框架分析》一書中將框架定義為人們用來認識和解釋社會生活經驗的一種認知結構，是“個人將社會生活經驗轉變為主觀認知時所依據的一套規則”[1]，而心理學家則認為框架是一種“基模”，即指導人們將外界信息符號化並賦予意義的過程，將感覺變成知覺的心理要素[2]。前者更為關注社會現實的建構問題，后者則更傾向於人們心理和行為的決策與改變。

20世紀80年代后，框架理論進入到新聞傳播領域，進而成為傳播學者重點關注的理論之一，然而學者對於框架的定義眾說紛紜。吉特林將“框架”一詞定義為“媒介框架”，認為它是“關於存在著什麼、發生了什麼和有什麼意義這些問題上進行選擇、強調和表現時所使用的准則”[3]。而恩特曼把框架理論作為媒介研究的一種范式，將“框架”定義為“通過強調某種定義，某種因果解釋，某種道德評判，以及推薦某種解決辦法以選擇和凸顯事物的某些方面”[4]。甘姆森則從媒介層次的視角出發，認為“框架是一組有組織性的中心思想，不但能讓相關事件產生某種意義，並建議什麼才是主要的議題”[5]。潘忠黨是從認知角度將“框架”定義為“認知裝置”。這些定義延承了社會學和心理學上的框架概念，將之應用於媒介研究領域，並經常以新聞報道為對象探索“框架”概念的內涵與范疇。從本質上看這些定義具有一致性，具有一致的理論來源，但其含義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有的側重於新聞的構建，有的側重於受眾的認知與意義構建。由此不難看出“框架”概念的跨學科、多取向、交叉性的特點。其實在英語語境下，“框架”一詞有著名詞性與動詞性的雙重含義，而在國內許多研究中常常以“框架”一言概之，在使用過程中經常有定義不明、使用不清的狀況。學者潘忠黨的劃分較為清晰，他以“框架”表示它的名詞性含義，以“架構”來辨明它的動詞性含義，以“架構分析”來指代框架理論的研究領域。

對於“框架”一詞的定義，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而論及框架分析這一研究領域，研究者因其框架定義不同提出了不同的見解。甘姆森指出，一個成熟的框架分析應包括三個部分：一是關注生產過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關注在意義協商中受眾與文本之間的互動過程[6]。朔依費勒則綜合了25年的框架調查研究，將框架的過程分為四部分：框架構建、框架設置、個人層面的框架效果、作為受眾的記者[7]。De Vreese關注三大部分，即新聞編輯室的框架、新聞框架以及框架影響，並將新聞編輯室的框架到新聞框架的過程稱之為框架構建，將新聞框架到框架影響的過程稱之為框架設置[8]。潘忠黨則將框架分析分為話語、話語的構建、話語的接受三大范疇。學者臧國仁從研究方法不同的層面上將這些國內外學者在框架分析領域的研究取向進行了劃分歸類，主要有“范戴克的‘批判論述’分析取向，甘姆森以及雷恩的‘詮釋包裹’分析取向，譚克達的‘框架清單’分析取向，潘忠黨與克思基的‘論述結構’分析取向”[9]四種。總的來說，這些研究基本都涉及生產分析、內容分析和效果分析這三個領域的問題，可以作為我們梳理框架理論的一個依據。

（二）三個層次

從以上眾多定義與概念中我們不難發現，在國內外的學術研究中，“框架”概念不一。所以，我們將借鑒學者潘忠黨的“框架”與“架構”之詞，以研究范疇為分類標准梳理“框架”概念，將其具體分為文本框架、生產架構和影響架構三個層次。

1.文本框架

在框架理論的研究文獻中，佔據比例最大的當數新聞報道的內容分析研究類別（文字內容分析、圖片內容分析）。這部分的資料收集相對容易，研究也最為成熟。多採用量化的內容分析和質化的文本解讀等方法，主要研究媒介產品中所呈現的符碼現象及其闡釋意義，指向媒介文本的框架，強調框架的名詞性含義，我們將它稱之為文本框架，在新聞傳播領域可指新聞框架。此外，對於廣告、小說等文本亦可研究其框架內容，但目前研究者主要是針對新聞框架進行研究。

2.生產架構

一部分框架理論研究文獻主要從來源方面探討文本框架如何形成。以新聞報道為例，從選擇新聞素材到刊登新聞稿的過程中，有許多影響其構建的結構性因素。主要包括外部要求（行業規范、政策環境、編輯要求、單位的風格定位等）、內在能力（新聞生產者的素質、操守、能力、經驗等）、新聞對象（新聞價值）、受眾的態度興趣取向、社會文化等等。這一部分文獻主要考察文本框架如何被生產以及生產過程中的影響因素，分析媒介生產過程中各種因素的互動關系，強調生產過程中文本框架的動態構建，我們將它稱之為生產架構。生產架構多採用定性訪談和觀察法，也經常通過文本分析考察構建機制，這對於研究新聞生產過程起著重要的作用，是框架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3.影響架構

可以說，受眾方面是框架分析的一個重點，這一部分文獻主要研究影響過程中文本框架的動態設置，我們將它稱之為影響架構。影響架構研究涉及兩個方面，一方面研究文本框架對於受眾框架的影響過程、因素及程度，包括對個人與群體的認知、態度、行為的影響，以及對社會環境尤其是擬態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研究受眾已有框架對於文本框架形成的結構性影響以及受眾新框架的形成。在國外的許多研究中，經常採用實驗、統計的方法量化受眾框架的影響及其程度，以此為基准測定文本框架、生產架構及影響架構。

二、國外的框架研究

本文將以文本框架、生產架構、影響架構這三個層次對國外學者關於框架理論的研究進行簡要分析。

（一）對文本框架的研究

在文本框架研究領域，新聞框架是我們最常看到的研究對象，使用最多的是內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其一，對文字的內容分析，如GlennW.Muschert在《校園槍擊案的媒介報道中的框架演變》中探討了1999年哥倫比亞中學校園槍擊事件的新聞報道中新聞框架的轉變過程，分析認為其報道從最開始關注發生了什麼，到逐漸關注國家本身的問題[10]。其二，對圖片的內容分析，如Michael Griffin在文章中論述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有關“恐怖主義戰爭”的美國新聞照片的本質，探討新聞照片也是一種新聞框架的問題，並且認為這些照片主要為建立官方話語的敘事主體服務[11]。

在文本框架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如何能確定和辨識文本框架，這是研究者不斷探討的問題。以新聞框架為例，Cappella和Jamieson提出新聞框架應該滿足四個條件：可識別的概念和語言特征﹔可在新聞事件中普遍觀察到﹔與其他框架相區分﹔有具象有效性[12]。坦克特曾提出一個由11項指標組成的“框架列表”[13]。Chyi和McCombs用一個二維的測量方案，提出系統化的方法來研究新聞框架[14]，並通過內容分析法研究哥倫比亞拜恩中學槍擊事件的新聞報道，從而確定哪些新聞框架突出新聞事件。更多的學者則是在內容分析的基礎上對文本框架進行了類型劃分，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恩特曼1993年提出的四種框架類型，即界定問題、確定問題成因、做出某種道德判斷、提出解決方案或改善方案。Shanto Iyengar曾將新聞報道中的框架分為主題式結構框架與片段式結構框架[15]﹔De Vreese則認為新聞框架包括特定議題框架與通用框架，特定議題框架意味著不同的議題都有其不同的框架，而后者則意味著不同的議題中存在著共同的框架[16]。

國外對於文本框架的研究十分豐富，角度也各有不同，對政治事件和社會事件報道的新聞框架的關注度較高。

（二）對生產架構的研究

在生產架構方面，研究者多採用定性的方式來探索。如De Vreese曾提出過“框架構建”的概念，潘忠黨和克思基繪制了新聞話語生產過程的圖式，他們都從新聞生產的角度研究框架的形成。也有學者通過文本分析來考察新聞構建機制，如吉特林運用框架理論分析20世紀60年代美國媒體關於學生運動的報道時就曾涉及新聞業的運作問題。Shoemaker與Reese（1996）在其文章中指出新聞構建結構因素的重要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記者與新聞組織對議題的處理[17]。還有，Cappella與Jamieson（1996）在《新聞框架、政治制度和媒體制度》一文中，認為政治制度、媒體制度對新聞框架有重要影響[18]。

生產架構的影響因素有很多，研究者多承接社會學傳統，從社會大環境的視角或著重強調文化因素來探討這一問題。

（三）對影響架構的研究

在研究文本框架對受眾框架的影響方面，Price和Tewksbury在《新聞價值與公共輿論：媒介啟動和框架的理論闡釋》一文中認為，不同的新聞框架會影響受眾對政策的支持態度[19]。有學者針對某一特殊群體探討影響架構的問題，如朔依費勒將記者這一群體單列出來，研究記者對於文本框架信息的循環反饋。在這方面的研究中，實驗法是研究者探討影響架構的主要方法之一，如Coleman R.和Banning S進行了視覺框架實驗，認為社會抗議的消極照片會在受眾中產生更多的消極影響[20]。

在受眾已有框架對於文本框架形成的結構性影響以及受眾新框架形成的研究方面，Chong和Druckman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他們在《競爭優化環境中的框架理論和輿論形成》一文中探討了個人和環境參數對框架的影響，認為框架影響的決定性因素是框架的強度和普遍性、框架接收者的知識與動機以及已有框架[21]。Priceetal則認為，宗教、道德、法律以及群體的意識形態構成等方面影響受眾個人框架的形成，並且在實驗中發現許多受訪者在選擇時有著可替代性框架[22]。

不難發現，國外的影響架構研究多以政治傳播為研究載體，探究媒介框架與政治和社會權利問題之間的關系。

（四）與其他理論的比較研究

我們還需要注意到一個問題，在國外的研究文獻中，研究者經常將框架理論與議程設置理論、啟動效應理論等相比較，通過深入比較相關的概念來進一步探討“框架”概念的內涵和測定方法等問題。如Samuel認為這三個理論沒有區別，可以等同使用[23]。麥庫姆斯則將框架看作第二層屬性議程設置中的核心屬性。Cappella則認為，框架研究關心的是議題如何被處理，議程設置則關注議程被媒體處理的頻數。Price和Tewksbury認為啟動效應和議程設置屬於可接近性效果，框架屬於可適應性效果。2007年3月《傳播學雜志》專門出了一期新聞框架、議程設置、啟動效應的理論解釋特刊，如Scheufele、Tewksbury的《框架、議程設置和啟動效應：三個媒介效應模式的進化》，David H.Weaver的《關於議程設置、框架理論和啟動效應的想法》[24]等。在這期特刊中回顧了三種理論和它們在媒介研究中的根源，比較這三個理論的幾個層面，描述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