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活方式與審美心理看城鄉觀眾的收視取向【2】

三、不同節目類型的收視差異

收視取向的差異不僅體現在頻道選擇，在節目類型上同樣突出。鄉村觀眾在電影、青少類節目和電視劇上的關注度高於城市觀眾，對其他諸如綜藝、音樂、新聞、財經、體育等節目類型的關注度則低於城市觀眾，尤其是財經和體育類節目城鄉觀眾的關注度落差很大。（見圖3）從表面看，似乎是鄉村業余生活不夠豐富、留守小孩多、金融理財遠離實際等因素所致。這個解釋可以用來說明影視劇、青少節目、財經節目上的差異，但無法說明體育、綜藝、音樂等節目上的差異，並且理由沒有觸及城鄉觀眾更為內在的審美心理。

電影、電視劇乃至戲劇雖然是虛構的，但其高度擬真，並且故事情節按照人物情感、性格的邏輯演進，給人以很大的必然性、秩序感，人們由此進入高度真實的場景中，獲得共鳴和感悟。這三種節目類型較其他節目，更充分自然地顯示了社會與情感意義上的邏輯與秩序，其有血有肉的形象和可觸可感的故事，也與鄉村觀眾以個人情感看待事物，在更加直觀、親密中與外界交流互通的審美取向相吻合。

青少類節目同樣如此，其對道德、律法、尊卑等現實秩序的宣揚從來不遺余力，乃至外化在感性的形象和情節上。節目在相對淳朴憨實、順從權威的鄉村觀眾中，自然更有市場。

城市觀眾因其仰賴人力的生存環境，不得不習慣於種種人為規則﹔遠較鄉村闊大的交往范圍又使得聚集其中的人身份多樣、圈子多樣，每個小圈子都有自己的規則，穿行其中，身份變幻，規則也變幻，行為取向有了更多的游戲性、設定性，而不是鄉村那種固有性、天然性。反映在電視收視上，就是興趣多元化，對綜藝、音樂、新聞、財經、體育等帶有更多人為設定色彩和游戲性的節目更為關注。尤其是綜藝、財經和體育節目，城鄉觀眾差異顯著，這三類題材很大程度上靠人為規則運行，游戲色彩最為濃重，這規則不像四季時序是不可更易的，也不像人情人性是自然生發的，它們類似於契約，來自於不同領域或圈子為維持各自運行的需要，是人與人或人與物之間的后天性約束。

棋牌類純游戲節目在鄉村收視低落，在城市火熱異常。以游戲搞笑的方式推介生活常識和各種吃喝玩樂項目，在城市觀眾看來新鮮有趣，鄉村觀眾恐怕會覺得有點無聊繞人。

新聞屬於客觀事實的反映，按理符合鄉村觀眾注重實際和天然的審美要求，但事實卻反了過來，究其原因，新聞是客觀事實的變動信息，一般情形下是反常態、反自然的。除非容易擁堵的節假日和惡劣天氣，高速公路平靜順暢是夠不上新聞的，發生車禍或司機躺在車裡睡覺才是新聞﹔遲暮老人含飴弄孫操持家務不是新聞，為無人看管的小區安裝監控抓小偷、自制電動車義務巡邏才是新聞﹔11歲女孩讀書上學不是新聞，失學在家一人撐起九口之家才是新聞……事實變動突破了某種常理，超出一般認知，這在相對簡單質朴的鄉村觀眾眼裡是較為陌生和詫異的，而對於身處復雜人為環境的城市觀眾來說，規則總是與違規、意外相伴，他們對於種種可能的違規和意外，懷抱關切，出於自身與外部環境協調的需要，總是努力去了解、避免、修正、適應這些變動。

具體到新聞類節目，地方台正面報道貫穿始終的《江西新聞聯播》及《兩會解碼》、《全國兩會特別報道》、《郡縣治天下安——習近平總書記與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側記》這樣的主旋律節目，鄉村觀眾的收視高於城市觀眾。《二戰解密》、《消失的古國綠洲佛國》、《宋船迷蹤——南海I號考古大發現》等歷史揭秘節目，《雁過留聲姚貝娜》、《蓮花開時》等表達緬懷和鄉土情結的節目也同樣是鄉村觀眾更關注的，其收視率位居鄉村觀眾新聞類節目前列。這些節目的共同特點是沖突感弱，題材內容具有固有性、常理性、必然性，主旋律新聞表達了權威與秩序，歷史揭秘節目是對不可更易的固有歷史的探尋，緬懷逝者和表達鄉土信仰則偏於靜態，是對生死天命這個必然律的反復詠嘆。而《都市現場》、《焦點訪談》這樣聚焦沖突和意外，《金牌調解》這樣以演播室方式展示家庭親情裂變，《傳奇故事》、《光說網事》這樣搜羅天下奇聞的節目，鄉村觀眾的興趣就大大不及城市觀眾。

播出比重最大的電視劇，盡管總體上更受注重邏輯秩序和情感直觀的鄉村觀眾青睞，但細細追探不同劇目，城鄉差異也十分鮮明。被網絡熱炒的《何以笙簫默》，城市收視高漲，鄉村低迷﹔講述呂洞賓得道成仙行俠仗義的《劍俠》處於另一極端。前者講述都市青年白領愛情故事，人物關系繁復多變，人物感情純粹而輕淺，人物命運遠離生存困境和社會風雲，帶有很濃的游戲色彩，這在受四時天命約束、要求明確的權威與秩序的鄉村觀眾看來，的確是有隔膜的。《劍俠》裡的呂洞賓則代表了一種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力量，他深得天地之道，超越人間惡律，把世上種種不平一一鏟除，這樣的權威與秩序深刻切合了鄉村觀眾的理想，而在注重關系協調的城市觀眾看來，可能就有點可笑或虛妄了。

除了有民間傳說基礎的行俠仗義劇，鄉村觀眾還偏好有時代背景的革命歷史劇（《長沙保衛戰》、《我的故鄉晉察冀》、《戰神》）、英雄傳奇劇（《錦繡緣華麗冒險》、《喋血女人花》、《雪鷹》、《大漠蒼狼》）、家庭倫理苦情劇（《養父的花樣年華》）、有歷史背景的愛情復仇劇（《情定三生》）等，這些劇目無不存在一種無可質疑的權威力量，在革命歷史劇、英雄傳奇劇中是人間正義，在苦情劇和復仇劇中是倫理秩序、生活信念，它們貫穿全劇始終，閃耀理想光芒，最終無不是鏟除坎坷苦盡甘來，秩序與權威獲得維護。

城市觀眾對歷史背景較淡的諜戰槍戰劇（《紅顏利箭》、《生死潛伏》、《姥爺的抗戰》）、多元混雜的偶像勵志劇（《復仇繼承者》）、都市愛情生活劇（《跟我回家》、《第三種幸福》、《青年醫生》、《半路父子》）、民國土匪愛情革命劇（《花紅花火》、《紅高粱》）更為關注。這些劇目的共同特點是情節復雜，線索紛繁，人物角色身份多重又變幻不定，帶上了游戲博弈的意味，投合了城市觀眾的口味而疏離了鄉村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