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季鸞的社評看新聞評論寫作的情理與文採【2】

（一）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由於張季鸞在擔任《大公報》總編輯時，正是中國時局動蕩時期，內憂外患，因此，張季鸞以言論救國為理想，並繼承了我國近代報業“文人論政”的傳統，在報紙上就國家政策、政治腐敗、抗日救國、社會教育等問題展開論述和分析，選題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做到了針砭時弊、言之有物。例如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張季鸞寫了大量的社評如《國家真到危重關頭》《望軍政各方大覺悟》等文章，揭露日本要吞並中國的野心，以警醒國人。而隨著時局的變化，在七七事變后，張季鸞又刊發了許多宣傳抗日救國的社評文章，如《置之死地而后生》等都是不朽的名篇，激勵了國人抗戰必勝的信念。

（二）公正客觀的說理方式

盡管新聞評論是主觀的意見表達，但從傳播效果來看，能否在評論中做到公正客觀、不偏不倚，是對新聞評論員素質的極大考驗，而張季鸞所撰寫的社評，就很好地展現了其出色的評論寫作能力。在《大公報》1926年9月1日所發表的文章《本社同人之志趣》中，他鮮明地提出報紙“四不”的辦報方針，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強調報紙的公正性。在1936年4月1日張季鸞撰寫的社評《今后之大公報》中也對該報“公正性”進行了解釋，“要求同人盡可能地剖析事實，衡量利害，不畏強權，不媚時尚，期以工整健實之主張，化全國各種感情思想上之歧界”。由此可以看出，張季鸞對新聞事業客觀公正的追求，就社評而言，他能夠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客觀分析，不感情用事，不隨聲附和，而是以嚴謹的態度、縝密的邏輯來講道理，發議論。

三、從張季鸞的社評看新聞評論寫作的文採要素

“文採”狹義上是指作者的寫作功底，具體通過文章結構、用詞和語言的生動性得到體現。如果說情和理是評論必須具備的要素的話，那麼文採就是評論的加分項，好的文採能為評論文章錦上添花。因此，如果想要給受眾留下深刻印象，引發更大的傳播效果，文採是不得不考慮的一個要素。

由於張季鸞受中國古典文化的影響，其社評文章生動形象，通俗易懂，常常使用排比、對稱等修辭手法，使得文章閱讀起來酣暢淋漓、氣勢磅礡。其社評文採要素的應用包含了如下兩個方面。

（一）犀利的文風

張季鸞曾經對自己的社評寫作技巧做了如下概括，“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在其著名作品《蔣介石之人生觀》中，張季鸞運用生動形象的語言、犀利潑辣的文風，將蔣介石蔣宋聯姻以繼續革命的觀點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批判，文中有這樣一段議論：“嗚呼，革命者，悲劇也，革命者之人生意義，即應在悲劇中求之。乃蔣介石者，以曾為南軍領袖之人，乃大發其歡樂神聖之教。夫以俗淺的眼光論，人生本為行樂，蔣氏為之，亦所不禁，然則埋頭行樂已耳，又何必嘵嘵於革命？夫雲裳其衣裳，摩托其車，鑽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則洋場華屋，行則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為世俗所恆有。然奈何更發此種墮落文明之陋論，並國民正當之人生觀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評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寧政府軍隊尚有數十萬，國民黨員亦當有數十萬，蔣氏能否一一與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命工作？而十數省戰區人民，因兵匪戰亂，並黃面婆而不能保者，蔣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義之人生？甚矣不學無術之為害，吾人所為蔣氏惜也。”這段文字精彩紛呈、妙語連珠，在冷嘲熱諷中指出了蔣介石“不學無術”之德行，全文一氣呵成，跌宕起伏，堪稱文採斐然的社評佳作。

（二）語言的通俗易懂

張季鸞雖然具有扎實的國學功底，但在社評寫作中，特別是在抗戰開始后，常常用平實直白的語言來說理論述，使得社評文章深入淺出、平易近人。正如徐鑄成在談到張季鸞的社評時說，“張先生的白話文，還有裹過腳的痕跡，但字字句句，朴質沉痛，寫出了中國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張季鸞撰寫的社評《最低調的和戰論》就是“朴質沉痛”這種語言風格的代表性作品，在這篇社評中，沒有華麗的辭藻，也沒有過多的修辭，只是用淺顯通俗的語言分析中日戰爭的局勢，進而揭露日本對中國侵略的本質，文章觀點明確，語言通俗易懂，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今天當我們重讀張季鸞的社評時，固然會看到其思想主張的局限性，但從其社評寫作的情理與文採來看，至今仍有借鑒意義。當下許多新聞評論要麼居高臨下、俯視讀者，要麼言之無物，內容空洞，無法拉近與讀者的距離，自然也就達不到評論的傳播效果，而張季鸞在社評中將“情”“理”“文採”很好地統一在一起，共同構成了社評的寫作要素，這種寫作方式值得我們去學習和借鑒。

參考文獻：

1.方漢奇等.《大公報》百年史[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李彬. 中國新聞社會史[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3.徐鑄成. 報人張季鸞先生傳[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作者系甘肅政法學院人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