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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價值觀之重建
一問：您在2012年5月份做了一場題為“用你心中的光明照亮你的職業生涯”的報告，在您看來，為何現在要特別提出這一說法？
答：在工作中，我深深感到，大家在從事新聞工作時出發點和立足點不是太高，更多的是出於“為稻粱謀”這個層面上，缺乏一種應有的職業精神，這是其一。
其二，現在大家都持一種抱怨的態度，每個人都認為社會風氣不好、環境比較差，好像這一切沒有自身的責任。有人說過這樣的話，如果這個世界是黑暗的，你自己心中沒有光明，那你也是黑暗的一部分。其實，你自己本來是可以有光明的，你自身的光明可以使這個黑暗有些亮光的。所以你不要認為黑暗只是和別人有關，和你無關。
我想，如果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份光明，即使這份光明是一點點，搖曳的燭火，或者像螢火虫一樣的亮光，依然會照亮你所認為的這個黑暗，可能我們點亮的面積不夠大，點亮的空間也不足夠大，但那正是希望所在。你要堅信，如果你心中有光明的話，我們就會給這個世界帶來光明，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更加充滿希望。
二問：在報告中，您談到重建媒體的價值觀和媒體尊嚴是十分重要的。應該強調我們媒體人自身的主角意識。為什麼？
答：做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人都是他自己所做事情的主角，這本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就像政治家是政治生活的主角、企業家是經濟生活的主角一樣。如此，媒體人就是媒體界的主角。這並不是說你成主角了，你就妨礙了別的什麼家的主角意識了。我認為兩者是可以相得益彰的，由於你主角意識的強化和業務水平的提高，你有可能讓政治家等社會精英更加刮目相看，更不用說會贏得社會的更大尊重了。所以我深深地感到，媒體、媒體人確立自己的價值觀和重建媒體的尊嚴是一個相當迫切的問題，是一項很基礎的工作。
任何一個行業，其興衰榮辱，最終其實都可以追問到從事此行業的個體，但是我們缺少這樣有意義的追問。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如同頑疾，深入骨髓，所以大家做事情可能都沒有想到，這個事情著實也是你自己個人的一份責任的呈現，而不是與己無關。
我們過去的用詞可能都太大了些：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集體，覺得不需要從自己出發，覺得要從自己出發好像就會和集體發生沖突，其實恰恰錯了。在媒體界，這個問題於當下比較突出。在許多人那裡，工作，就是為了簡單完成任務。要麼是完成上面交給的任務，要麼是完成編輯部交給的任務，沒有他自身的任務意識。所以他就不可能把這個工作做到位，做到極致，做到最佳。如果我們樹立了一種個體意識、主體意識，一種主體精神，明了自己作為一個個體的人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那麼我們的能動性就有了真正源源不斷的動力。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長期以來所謂的集體意識，變成了對個性的遮蔽，人們躲在集體的大一統后面，感覺自己很安全、很無辜。所以大家做事情，習慣上沒有想到你個人其實也是有一份責任的。
一些前沿媒體、財經類媒體其實已經走在了我們前面，做出了示范。這也可以說明中國的新聞實踐並不像過去一樣，只是簡單地完成一個政治輿論引導這樣一份職責。在當前的情境中，新聞媒體進行政治輿論引導是最基本的任務，我們本應在此之上還有別的作為，肩負起媒體自身的天賦使命。就這一點來說，我認為大眾媒體應該像那些以財經類媒體為代表的前沿媒體學習，確立自己的價值觀和媒體宗旨，強化自身的主角意識和責任意識。
三問：在您看來，媒體既往的價值觀是什麼？今天的媒體價值觀需要重建，原因何在？
答：從我們這麼多年的新聞實踐來看，簡單地把社會的價值觀或者政治的價值觀機械地移植到自身的行業中來，這是媒體過往的價值觀，比方說我們經常強調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這一點人人耳熟能詳），可是在實際操作中，卻把正確的輿論導向理解得非常狹窄，甚至簡單地理解為政策的導向，或一時一地的方針政策的導向。
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這種價值觀，我認為更多的是上面對我們提出的一個要求。提出這個要求有其必然性，但我們不能把這樣一個要求停留在簡單的、政策的層面上，或者是政府和社會對媒體一般的泛泛要求，把一項基本要求當成媒體自身的最高價值觀，以至於媒體很少有人思考我們應不應該有一個自身的價值觀。
如果我們自身沒有一個價值觀，將會導致什麼樣的狀況？現在一談到媒體自身的價值觀，人們就會產生一種莫明的恐懼，好像一有自己的價值觀，你就是要和誰對立似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我認為媒體應該有自身的、自覺的價值觀，這會更加有助於我們深刻地理解社會的和政治的一般要求，使我們在更高的層面上、更自覺的層面上，來思考和更好地體現我們常常談論的輿論導向問題。
每個人都應該有經過自己思考的和實際確認的價值觀，這樣你才可能使媒體的使命感更加自覺。媒體人對自身的價值觀缺乏應有的思考、應有的確認，這導致媒體工作陷入了平庸、跟隨的狀態。現在正因為我們媒體人價值觀不明晰、不夠自覺，才導致並沒有多少人把那些自詡為主流媒體的大眾媒體真當回事，像現在一些媒體對於通稿的過度依賴和不加刪減的誤用，其實就是媒體人對自身形象的摧折：人們會從心中蔑視你，可悲的是我們並不自知，這種麻木是非常可怕的。這是一個理由。
不過也要看到，近些年來媒體對自身價值觀的認知還是發生了一些好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發達地區諸如北京、廣州等地的一些前沿媒體和財經媒體上，它們的價值觀的確立是自覺的。自覺的價值觀的確立，帶來了這些媒體在新聞品質上的提升和媒體的品牌價值，也為它們贏得了訂戶的重視、尊重。這些媒體能夠讓人們真正獲得他們內心深處迫切需要的東西，所以也給媒體自身帶來了一種職業尊嚴和媒體尊嚴。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媒體人價值觀的建立還需要我們清楚地明白自身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如果媒體人自身不強調價值觀的話，那我們的人格、尊嚴就無從呈現。媒體作為文化產業的一部分，其文化性決定了它具有的特殊性，這決定了媒體人的從業資格和要求應該高於一般的行業。也就是說，新聞從業者和普通的從事物質生產的打工者應該有很大的不同。媒體人應該是一個文化的存在，是一個人文的存在，是一個精神的存在。如果我們僅僅為工資和獎金而工作，我們的標准就太低了，就不合乎媒體這個行業的屬性要求。
有一個現象值得思考，國外新聞從業者從來沒有所謂的編輯部對發稿的數量要求和質量等級考核，他們對中國媒體界對於從業者有考核指標的要求感到驚訝：“為什麼要有任務考核呢？因為這是我願意做的工作呀，我做的工作符合我的理想和志趣呀，我不需要別人給我硬性規定任務呀。”然后他們的媒體管理者也說：“為什麼要給他寫稿量的要求呢？他一直在工作啊，他的工作是沒有問題的。”那麼回頭看我們自己，包括我所在的媒體，到現在為止還都不得不規定月度年度發稿考核標准。
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由於對自身沒有內在的要求，我們就不得不用外在的要求來約束。媒體人需要像打工者那樣靠計件來完成任務、靠寫稿任務來完成他的職業，這從根本上來說是不應該的。雖然在市場經濟社會，這些規定也有它的道理和理由，但是從媒體、媒體人自身來說，寫稿規定任務這樣一種狀況如果能夠減少的話，其前提必然就是媒體人自覺地確立了自己的價值觀，有自己職業的內在驅動力，而不是被動地應付外在要求。當大家都開始用自身的價值觀和職業理念來約束自己時，媒體管理者就不需要用任務來約束從業者的職業行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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