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化社會：中國語境下的現實與未來【2】

二、虛擬網絡空間發展下具體問題的凸顯

網絡的低門檻、低成本以及相對自由等特征賦予了每一位公民傳播的權利。然而，新媒體的傳播內容不僅給公眾塑造了一個新的公共意識空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改變著公眾的認知。以網絡新聞報道個案為例，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耿益群副教授以大學女教師為研究對象，揭示網絡媒體以男性視角污名化、歪曲化報道大學女教師形象，並造成社會普遍對該群體認知的偏頗，由此提出若要徹底改變現狀，不僅需要女性教師在公共領域發聲、參與公共事務，更需要媒體從業者自身改變刻板印象，作出客觀公正的報道。

在網絡內容的信息生產問題上，江西師范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任慧就媒介的內容生產與治理機制問題做了深入的描述，指出新媒體傳播生態突變對內容的創作、收集、存儲和傳輸產生了革命性影響，從根本上扭轉了傳統媒介時代的內容生產與服務模式。面對信息源不確定、社會性媒介自內容失衡、內容產權置空、內容價值鏈斷裂以及內容轉移風險等隱患，其提出的以內容加工為主、內容創造為輔的“立體網絡化的非線性生產模式”引起了在場嘉賓的熱議，並就信息的治理問題掀起了新一輪的小高潮。結合自身學科領域，任慧博士進一步提出了以知識治理理念為引導，建構新媒體內容治理機制等相關應對措施。

在網絡信息內容生產時，除了網絡媒體專業人士自身媒介素養問題獲得眾多學者的關注之外，還有以新聞事實的目擊者、參與者、知情者為主體的新聞源主體人群也引起了參會人員的注意，其過度的活躍不僅容易影響新聞生產的流程和內容，而且會直接影響公眾對信息的需求。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青年教師方艷就此問題進行了集中的探討，她認為正確對待新聞源主體對新聞事業的發展極其重要，既需要積極汲取活躍的新聞源主體傳播資源，同時，亦需要正確定位活躍的新聞源主體的社會角色。事實上，活躍的新聞源主體更類似於當下的網絡輿論領袖，他們掌握了一定的話語權，並在一定程度上引導、影響，甚至改變著部分網民的認知，他們既是普通民眾的“發聲人”，更是民眾意向的“引導人”，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能扮演著網絡事件的“挑舋者”，而這恰恰需要網絡制度或規則的及時出台予以約束。

媒介制度“是關於傳媒領域的博弈規則，它用來規范傳媒資源的配置，限制傳媒領域中組織與組織、組織與個人及個人之間的相互交往關系”﹝3﹞。網絡社會言論的自由發表必然會引起學界對自由信息發布規范的探討。山東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張冠文教授著眼於互聯網自由交往與制度規范之間的博弈，就互聯網與既有媒介制度的沖突展開探討，他認為隻有建立多種要素協同發揮作用的媒介管理制度體系，才能遏制互聯網的亂象叢生。現實語境下網絡文化的機動變革需要作動態細致的考量，要達到線上與線下文化的融合統一，更是需要將其放入與現實社會的聯動思考中來深度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