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化社會：中國語境下的現實與未來【3】

三、延展與聯動：線上文化投射線下引發的現實影響

“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的交織，往往使得網民混淆“真實”與“虛幻”，而“新媒體技術本身的傳播特性和載體、功能設計，影響並加劇了時空緊張感的形成，同時也對現代社會的整體環境變遷起著重要的作用”﹝4﹞，亦致使線上的網絡文化與網民線下的社會文化常常是相互勾連、互相影響，卻又隨著網絡信息的接觸度和認同度的升高而逐漸成為建構人們當下認知的主要來源之一。在分組討論上，澳門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林玉鳳就傳統媒體與網絡論壇之間是否具有議程設置的相互影響問題展開探討。在運用內容分析法進行深度剖析后，她指出網絡議題呈現多元化趨勢，網民對“官商勾結”“忽視民意”“公民抗爭”等與公眾利益息息相關的議題的關注比傳統媒體更為持久。兩者相較之下，雖然傳統媒體具有更強

烈的議程設置影響，但很顯然，在報道取向的影響作用方面，網絡論壇起著更大的影響。可見，網絡媒體正日漸成為民眾心中重要的信息來源與信息發布平台，亦由此延伸改變著現實社會的人際關系網絡。

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學者張詩蒂、韓擁兵在對眾多微博用戶的解讀中，發現其逐漸形成一些社會學意義上的社區，並以圖表的形式向我們展示了用戶在新型虛擬社區中關系網絡的形成，指出，借助個人的關注對象，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鏈條在客觀上已經建立起來，而通過這些無形的鏈條，事實上就形成了無數外在的關系網絡。這種“鏈式”的建構特點正使得網絡社區中群體之間的“強關系”得到鞏固，個性化、小眾化群體亦由此逐漸生成。

在提及社會網絡“強關系”“弱關系”理論時，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吳予敏教授深刻地指出，“移動互聯網拓展了人際間的強關系和弱關系，並使得二者的轉化成為可能，這為新的社會流動和變革帶來了希望。同時，結構洞中介位置的發現再次証明了傳播鏈條中的權力作用，內在於新興的傳播網絡中的權力正在和傳統的權力結構發生深刻的沖突”。當下網絡傳播的發展改變了線上線下人際關系的強弱，以虛擬性和匿名性為主導的傳統的網絡傳播中人與人之間是零散的、獨立的，無須隱藏和負責任地發表個人意見﹔而在以熟人圈為主導的微傳播時代，以網絡社區為代表的新型傳播模式強化了人際關系和群際情緒，亦正如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陳瑞華所指出的，社區媒介與公眾情緒聯動在事實意義建構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提升公眾情緒的同時催生了集體認同感，成為促成公眾“微政治心理”的重要源頭之一。

學者們還將眼光投向了近年來逐漸升溫的突發性群體性事件。極具中國本土化特點的群體性事件集合了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不平衡下民眾相對剝奪感、政治弱勢以及不信任感等復雜情緒和心理，而互聯網的出現正好滿足了部分網民發泄、煽動情緒的欲望，亦造成了突發事件的放大與惡化。重慶大學新聞學院董天策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網絡群體性事件形成的一波又一波的輿論浪潮，極大地影響著諸多現實問題的走向與解決。在一片對群體性事件的批判和質疑聲中，董教授另辟蹊徑地強調：“從網絡民主視閾出發來審視網絡集群行為，將會發現絕大多數的網絡集群行為都是極富建設性的網絡公共表達，在推進信息公開、實施輿論監督等方面發揮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此外，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李春雷教授和曾婭潔在針對昆明PX事件中青年記憶與認同的建構問題時也提出，民眾防御環境風險、抵抗政府，甚至逆向理解媒體、上街游行等一系列行為的發生也正是其風險意識向公民意識轉變的過程，是網絡民主的表現。

最后，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謝靜教授重新審視了互聯網的發展，認為“社會本身也是網絡化的”，並由此深入地指出網絡化社會中人們不僅要傳遞信息達成共享，更要構建意義傳承文化。依學者所言，筆者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網絡社會被賦予了新的價值意義，其不再僅僅是信息爆炸時代內容傳遞的工具，更是一種人類文化的傳承中介。網絡內容的創新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的意義建構，在拓展了傳播的內涵和外延的基礎上，影響著人類的行為，建構著社會集體的當下認知，亦傳承著社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