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四篇新聞佚文述略【2】

三、《財經工作的新時期——追記二月全國財政會議》

論《財經工作的新時期——追記二月全國財政會議》一文署名長江，刊發在1950年3月22日出版的《南京金融周報》第17期，屬於追記性新聞報道，全文共9個自然段，2000余字。雖然是追記性新聞報道，但仍具有很強的新聞時效性，新聞價值很大。

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財委召開全國財政會議，研究克服我國財政經濟困難的政策和措施。新中國的財政困難，除政府開支龐大、通貨膨脹和投機資本搗亂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家的財政制度不健全，收支系統不統一，各地自收自用。為了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混亂局面，這次財政會議很詳細地討論了全國財政收支、貿易、糧食、金融等各方面的基本情況，決定節約開支，整頓收入，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以實現國家財政收支平衡、物資供求平衡、現金出納平衡和金融物價穩定。3月3日，政務院據此作出了《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規定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物資調度和現金管理。由於這個《決定》的貫徹執行，到四五月間，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統一，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價開始趨於穩定，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初步好轉。這是新中國在經濟戰線上的一個重大勝利。這次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初步形成了我國高度集中的財政經濟管理體制。

范長江的《財經工作的新時期——追記二月全國財政會議》報道，首先概括指出二月全國財政會議是新中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歷史性的會議。從此以后，我們的財經工作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即由分散經營到基本上集中統一的新時期。自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政務院財經委員會所屬各單位曾經舉行過一系列專業會議，使中央人民政府對於全國財政經濟各方面的情況有了基本的了解，二月會議則是一系列專業會議的總結，照陳雲同志的話，是“畫龍點睛”。1950年1月的金融物價情勢，比去年同期為好。但是這一月的財政支出，卻超過了1950年概算中所預定的數字，而這一月的財政收入，則未能按概算收齊。由於這種情況，加以國家收入大都掌握在各地方政府手中，支付不便，國家通貨的發行不能不增加。如果讓這種情況繼續下去，財政赤字就會大量增加，金融物價就會發生新的大波動，我們的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就會遭受極端不利的影響。范長江認為這次財政會議的決定，完全符合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因為它在財政經濟上保証滿足全國人民在1950年完成全國解放、全國大約九百萬軍政人員的生活與工作費用、運糧救災、有重點地恢復經濟與文化事業等最主要的要求。會議代表們反復討論如何解決平衡財政收支、平衡通貨吐納、平衡物資供求的問題，研究的結果認為這三種平衡都有可能做到。當然，會議也充分估計到實行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所存在的有些地方和部門要求多開支、有些人主張不收稅或少收稅、有些地方和有些部門要求自己在經濟上多些“機動”等三種困難。會議研究后認為所有與中央新財政政策不相符合的意見，都完全可以說服。范長江評價二月會議的決定是很鄭重的決定，因為在未作出最后決定前，代表們仔細地研究了全國的財政收支、貿易、糧食、金融等各方面的基本情況，以及與此有關的政治、軍事情況。不僅研究了大體的情況，而且研究了每一個地區、每一個主要問題，以至於每一季每一月的現金收支情況。各大行政區財政負責人都現場拍了板，表示堅決完成任務，堅決打好這場嚴重的戰爭。會議結束半個月來的事實是：全國各地為實現二月會議的正確決議而紛紛行動起來了。

1950年1月，范長江研究專家、中國人民大學藍鴻文教授曾撰文說：“據人民日報社原總編輯李庄同志回憶，范長江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任人民日報社社長期間，分工聯系中央財經委員會，在中財委設立一辦公室，同主任陳雲、副主任薄一波等同志隨時接觸，當時國家的首要任務是恢復國民經濟，中財委新聞很多，長江自採自寫新聞、評論，出手迅捷。李庄同志還談道，進城初期，報紙評論很少，大部分出自范長江、鄧拓之手。要研究范長江寫的新聞和評論，首先要做發掘工作，因為當時許多新聞和評論都未署名。”[9]正是因為當時報上很多新聞、評論都不署名，所以給研究范長江增加了一些作品甄別和發掘的困難。《財經工作的新時期——追記二月全國財政會議》一文的發現，為我們研究范長江在這一時期的新聞寫作實踐，提供了又一直接而生動有力的例証。

發表這一新聞報道的《南京金融周報》，於1949年11月16日創刊，是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編印的一份內部期刊，每逢星期三出版。在刊頭下面有“內部參考，對外秘密”的字樣。范長江當時任人民日報社社長，時常有作品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如《擁護締結和平公約 堅決反對武裝日本》（1951.9.8）、《太原工人住宿問題今天仍然十分嚴重的主要原因在哪裡？》（1951.12.28）、《川底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2.3.21-22）等等。如果僅從新聞的角度看，《財經工作的新時期——追記二月全國財政會議》亦應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可能考慮到報道中的某些內容會被敵人利用，所以該新聞或隻在某內部刊物上刊載。《南京金融周報》只是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編印的一份內部刊物，主要用於該行內部干部職工通報情況、交流業務。該刊發表范長江的這篇文章，很可能是從其他內部刊物轉載而來，為該行職工提供形勢參考和時事學習材料之用。

四、《旅京見聞錄》

《旅京見聞錄》一文署名長江，發表在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旅行雜志》第25卷第12期。文末著名寫作時間為“一九五一年十月”，全文5100余字，由《繁榮發展的工商業》《首批留學生的出國》《中央民族學院新筑》《參觀中國人民大學》《矯健的女司機姿態》《新式的流線型汽車》等6個部分組成，屬於旅行通訊。

范長江在通訊中記述，這次到北京，正臨秋收之際。在北京街市上，無數騾馬大車以及載貨汽車，滿載著貨物從郊區進入市區，又從市區駛向郊區﹔無數農民從鄉間來到城區，又從城區回到鄉間，交織成為城鄉交流的現實的畫面。北京新的工商業，正如雨后春筍般在籌建創設，而且在這些新創的工商業中的性質，在健康的角度上，亦較以前所有的有了顯著的提高。文教用具、儀器器械、醫療設備、建筑材料、運輸器材、交通工具等行業，在這裡面佔有著很大的比重。機器面粉業、毛布織染業、機器金屬制造業業務都極發達，產品供不應求，一般都有一兩個月的訂貨，多的且有達一年左右的生產力之訂貨者，顯示了從規模簡小、組織散漫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北京工業穩步發展的輪廓。從上海到北京啟程前，范長江就得知其四弟將被派赴蘇聯學習的消息，甚為興奮。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批派赴蘇聯的留學生，他們帶著祖國人民的寄望，在八月中分批肩負著光榮的學習任務離開祖國。第一批留學生離京時，在北京車站舉行了一次簡單庄重的歡送儀式。根據學生不同的經歷與程度，到蘇聯以后他們將分別進入各大學學習，或進入研究院深造，其中最主要的是學習工業建設。在這次派赴蘇聯留學生之中，聽到很多動人的故事。不論他們的出身或經歷怎樣，他們都一致認為這次派赴蘇聯學習是一個光榮的戰斗任務，都有足夠信心來完成這個光榮無比的任務。在一個秋天的早晨，范長江等人乘坐的汽車從西郊民巷招待所向西郊頤和園進發﹔秋高氣爽的京郊景色，格外美麗動人。在到頤和園的途中，看到了大批建筑物正在動工興筑，一部分已落成。首先看到的便是中央民族學院的新校舍，由好幾幢代表著東方建筑之美、富有民族色彩的宮殿式建筑構成。象征民族大團結的巍峨校舍，是共同綱領中民族政策的體現，給旅行者以具體而生動的印象。在一簇蒼郁的鬆林旁邊，人們眼帘中出現了中國人民大學的新建校舍。那數幢新落成的新式建筑大樓，標志著北京西郊將更名符其實地成為一個文化區。這些建筑，設計得十分精美，使人看了便有一種庄嚴、美觀的感覺。從新筑成的大樓扶梯登上樓頂，矚目遠眺，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宏偉建筑，以及正在建筑中的中央民族學院等新型建筑，環列四周，襯托得環境更加優美﹔而頤和園、萬壽山的青山綠水，交映眼底，更令人胸襟為之一爽。人們深切地體會到北京西郊這一個文化區已經更加名符其實，而且在內容上也更為完備和豐富起來了。北京市上的車輛交通，較別的都市更為整齊而有秩序。在這些交通工具中，印象最深的除了許多僅在北京見到的嶄新的流線型汽車以外，便是公共汽車上和電車上那些女司機的嚴肅而矯健的姿態。她們所駕駛的電車，在街道上風馳電掣而過，配合叮叮當當的鈴聲，顯得格外動人。穿深藍色制服，長發上戴著制服帽子的公共汽車女司機，坐在司機座上掌握著方向盤，同樣顯得異常矯健認真。穿著綠色制服的女郵遞員，也是其他城市中難見到的。北京市的新型流線型汽車很引人注意。這種新式汽車主要是捷克制造，造型新穎，數量眾多，是捷克國營汽車公司的新品。該廠在汽車制造工作上擁有五十年的歷史，制作技術高明。流線型的用錫片焊合的車身，重量較一般的汽車為輕，車身后部置有空氣冷卻式引擎，頂上敷有獨立懸挂，行車頗為平穩，整個車身體積比較一般汽車為小，行車敏捷，耗油又省。車內所裝機器為四沖程氣缸氣冷式汽油引擎，燃料用量為每加侖走二十六英裡，而最高速則達每小時八十一英裡。范長江此次旅京在參觀華北革大的時候，曾經搭乘了這種新型流線型汽車，在寬廣的公路上疾馳如飛，使車上的人感到一種新奇而舒適的感覺。范長江在通訊末尾情不自禁地感嘆：北京——人民的首都，是這樣的在日新月異地隨著新中國的腳步而前進啊！

發表《旅京見聞錄》一文的《旅行雜志》，1927年春創刊於上海。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經濟飛速發展，人口大量擁入，城市公共設施、管理職能的不斷完善，加速了都市化的進程﹔以西方時尚消費為主體的消費文化逐漸形成，市民注重精神層面的消費。《旅行雜志》正是這種消費文化的產物。該刊由時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總經理陳光甫先生一手策劃和創辦。民國時期，旅游一度受到社會團體和大眾傳媒的提倡。憑著商人敏銳的感覺，陳光甫意識到旅游業對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作用以及其中蘊藏著的商機，不僅斥資創辦了以“發揚國光，服務行旅”為主旨的中國旅行社，而且創辦了《旅行雜志》。該刊以提倡旅游、服務旅游為宗旨，刊稿多為介紹風景名勝、民俗風情的游記、隨筆、詩詞、圖片等。而有關鐵路建設、沿線風光、火車時刻表、客運常識等內容，幾乎每期必不可少。因此，該刊在歷史上曾有“鐵路旅途之伴侶”的贊譽。1927年1月至1942年12月，《旅行雜志》共計出版了16卷。由於戰事原因，后又遷至桂林、重慶出版，1954年在北京終刊。

范長江以新聞記者著名，他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以及戰地通訊等，蜚聲中外，名傳四海。他的新聞作品夾敘夾議，充滿哲思，視野宏大，他也很喜愛時事評論和專論寫作，在主持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和國際新聞社期間，就撰寫過大量的專論。這四篇新聞作品中，《對汪精衛最后處置的期待》和《論放手創作》即屬於專論，《財經工作的新時期——追記二月全國財政會議》是新聞報道，而《旅京見聞錄》則屬於旅途通訊，這些都是他最為擅長寫作的新聞文體。這幾篇新聞作品精彩度或不及《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等名篇，但對我們系統考察范長江的生平與貢獻，無疑能夠提供文獻上的幫助。

[本文為作者承擔的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近現代媒介批評史（1815-1949）》（14BXW007）、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一般項目《中國近現代媒介批評史（1815-1949）》（12YJA860005）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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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南京理工大學設計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新聞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