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四篇新聞佚文述略

【摘要】范長江所發表的《對汪精衛最后處置的期待》《論放手創作》《財經工作的新時期——追記二月全國財政會議》《旅京見聞錄》等四篇文章，此前未見著錄，應可確定為范長江的新聞佚文。這四篇文章分別為新聞評論、專論、新聞報道、旅行通訊，都是范長江擅長的新聞寫作文體，體現出為文敏捷的優秀記者素質，對我們系統考察范長江的生平與貢獻，能夠提供文獻上的幫助。

【關鍵詞】范長江﹔佚文﹔敘錄

范長江是中國現代著名記者、杰出的無產階級新聞事業領導人之一，研究范長江是中國現當代新聞史的一項重要內容。據筆者視野所及，目前研究范長江的原始資料主要是依據《范長江新聞文集》[1]。此外，《范長江傳》[2]、《范長江有哪些新聞作品未收入〈范長江新聞文集〉——給讀者提供一個研究目錄》[3]、《范長江的三篇新聞學佚文》[4]、《評析范長江發表在〈浙江潮〉上的新聞佚文》[5]、《范長江集外新聞作品敘錄增補》[6]等文，也提供了一些關於范長江作品的研究線索。筆者最近翻檢一些老舊期刊，又意外地發現了范長江撰寫的四篇新聞作品，此前未見有人提及。現將此四篇作品略加撮述敘錄，以饗讀者。

一、《對汪精衛最后處置的期待》

《對汪精衛最后處置的期待》一文署名長江，發表於1939年5月21日在香港出版的《星島周報》第2期，屬新聞時評，全文7個自然段，1200余字。范長江在評論中指出：在汪精衛投降叛國的面目徹底暴露之后，為什麼國民黨政府隻由吳稚暉等人發表兩篇私人負責的文章？蔣委員長對中外記者談話，也只是從理論上駁斥汪的主張，為何未更進一步提出制裁辦法？有些性急的人，以為此中必有道理。加之汪派報紙紛紛鼓噪宣傳說，中央與他們之間只是“和”的“方法”不同，而“主張”的原則卻是一致。這都弄得人們模糊不清。范長江指出，汪精衛問題不能孤立起來看，要清楚把握其荒謬舉動的來龍去脈，然后才能不為一時現象所迷惑。汪精衛路線的實質，是他從攫奪政權的私念出發，認為隻有抗戰失敗，他掌握政權才有可能，因而他希望抗戰失敗，所以對抗戰前途作悲觀估計，更進而對國際形勢作悲觀估計，以為未來一定是法西斯的世界。汪精衛在河內之所以遲遲不行動，並不是還想回到政府裡來，而是對日本主子擺出的要價還價的某種姿態。所以，不論汪精衛留在河內還是不留在河內，他再回頭的可能性已沒有了。在有些人看來，汪精衛現在還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到上海、南京去，這是不折不扣徹底當漢奸傀儡的路，是最壞的一條路。另一條路是能中途覺悟，認識到國際民主勢力的抬頭，日本的疲竭和我軍民抗戰意志的堅決，戰局在不斷好轉等，希望他知道求和不可通，能夠隻身赴歐美休養，少被日本人利用。有些人還希望汪精衛能走這第二條路，這個意見相當反映出政府當局對汪的處置。第一，對汪個人至今沒有下通緝令。第二，對汪的黨羽，並未查究。當局或以為對汪及其黨羽明令通緝后，這班人就隻有上南京一條路了，所以至今還保留給汪走一條較好道路的機會。范長江分析說：這種寬大處置的辦法對不對，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我們絕對不能誤會政府抗戰的態度有什麼不堅決的地方。汪精衛如果真的到上海、南京去，我們一定可以看到，政府將改變寬大態度，在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當中，對汪精衛及其黨羽，來一個雷霆萬鈞的處置。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秘密離渝出走越南河內，並於12月29日發表艷電響應近衛第三次聲明，終於走上可恥的賣國道路。汪精衛是國民黨副總裁，時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是當時中國僅次於蔣介石的第二號人物。他的突然叛逃，讓口頭上高唱抗日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為之尷尬不已。蔣介石接到報告后大吃一驚，當天在日記中寫道：“此事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黨國於不顧，是豈吾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覺回頭耳！”12月24日下午，蔣介石回到重慶。當天晚上即通過顧問端納轉告美、英兩國駐華大使：“汪兆銘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中國不但沒有想到和日本談和，而且現在正准備大規模之抵抗。”因為汪精衛脫離重慶后，社會上流傳著“汪兆銘受了國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戰兩面工作的一個使者”的猜測，所以蔣介石才急忙發表了這個聲明。與此同時，蔣介石秘密派遣谷正鼎攜帶一份外交護照及旅費，飛越南面交汪精衛。26日，蔣介石發表《駁斥敵相近衛荒謬聲明演詞》指出：“這是敵人整個地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以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括，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這一天，恰好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日，蔣介石到場演講，批駁了日本提出的建立“東亞新秩序”的主張。他說：“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個並吞我國家與根本消滅我民族，而決不在所謂中日合作或經濟提攜等等的形勢。”在這次講話中，蔣絕口未提汪精衛叛逃一事。27日，蔣介石致電汪精衛，勸他速返重慶。不料，29日汪精衛發表唁電並致書國民黨中央，認為他的行動同原來蔣介石通過陶德曼與日本和談一致。這樣就一下子將蔣介石同日本秘密和談的事實捅了出來，讓蔣介石非常惱火。1939年元旦，蔣介石主持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討論了汪精衛的唁電並不得不作出“永遠開除汪兆銘黨籍”的最后決議。

1939年春，汪精衛叛國投敵已處於半公開狀態，但重慶各報仍不敢披露，范長江從國民黨政府一個高層人士處得知消息后，靈機一動，找到時在重慶的湖南邵陽《力報》記者嚴怪愚，遞給他一份材料說：“國民黨嚴密封鎖，《新華日報》為照顧關系，也不好刊登。我們商量，隻有找到你，再試試你的勇氣，讓《力報》首先發表這則震動國際的新聞。天高皇帝遠嘛！你有勇氣嗎？”[7]在范長江的鼓勵和幫助下，嚴怪愚迅速搜集材料，寫成一篇消息和一篇題為《汪精衛叛國投敵前后》的通訊，發回報社。《力報》收到這兩篇稿件后，立即設法刊登了出來。這是國內第一家刊登這一新聞的報紙。國民黨中央社直到半個月后才被迫公布這一消息。實際上，國民黨當局對汪精衛叛逃一事，態度曖昧，即行動上遮遮掩掩，甚至暗通款曲，口頭上則嚴密封鎖，企圖隻手掩盡天下耳目，以盡量消弭或淡化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表現出一種可笑的鴕鳥心態。范長江撰寫《對汪精衛最后處置的期待》一文，其實是以一種委婉的方式，敦促國民黨當局對汪精衛及其黨羽進行堅決處置，不可在戰與降之間搖擺不定。這反映出范長江既有較強的新聞敏感，又有高超的輿論導向能力。

二、《論放手創作》

《論放手創作》一文署名長江，發表於1946年4月25日在上海出版的《綜合》周刊第1卷第9期上，屬於政論或專論類作品。全文共分5大部分，3500余字。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淪陷，范長江輾轉進入中共領導下的蘇北解放區，任中共華中局機關報《新華日報》社長，並創辦新華社華中分社。1946年2月，他又創辦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所新聞學校——華中新聞專科學校，親任校長。1946年5月，他赴南京，任國共談判中共代表團新聞發言人，兼任新華社南京分社社長。從內容看，《論放手創作》一文作於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文末未注明寫作日期，其具體寫作時間尚待考訂。范長江指出，在和平實現、民主前途確定之后，對解放區文化工作提出了一個急迫的新任務，就是我們需要把解放區軍事經濟文化社會方面的建設介紹給佔中國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非解放區人民，使他們知道解放區曾經走過些什麼道路，作為他們為實現和平建國綱領而努力的有力的參考。解放區不僅是抗日的主要戰場，而且是民主建設的先進地區。解放區外的人民對解放區事情知道得很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反動宣傳的毒害，還有疑慮。反映解放區現實的作品，已經在解放區外受到普遍歡迎，可惜數量太少。為在全中國范圍內開展民主運動，我們就應當大量運用報紙、戲劇、圖書、詩歌、木刻、小說、論文、散文、通訊、報告、文學等形式，作為民主運動的開路先鋒。這就需要大批的作品與這些作品的大量演出和發行。我們解放區內應當發動一個廣泛的文化藝術的創作運動，把一切可能參加創作的人都發動起來，才能不斷出現大量的新作品。要使運動能夠在正確的道路上發展，在創作態度上，要克服“藝術至上”論和“個人靈感”論，用無產階級的立場與思想感情來反映生活。創作方法上，要向群眾學習，切實掌握材料，根據群眾意見加以修改補充，克服“技術第一”的思想桎梏，創作的取舍標准，應當看是否有正確而豐富生動的政治內容，以及是否有為讀者或觀眾所喜見樂聞的藝術表現力量。他大聲呼吁：大家放手進行創作！

抗日戰爭結束后，上海等地文化出版事業一下子繁榮起來，一時出現了各種黨派和團體、同仁創辦的諸多報刊。發表《論放手創作》的《綜合》周刊，在《中國報刊辭典》《新聞學大辭典》《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等工具書中未見著錄。《綜合》周刊，1945年12月8日創刊於上海，該刊版權頁顯示，由復旦大學教授蔣壽同主編，參加編輯的工作人員還有朱維基、吳景崧、沈子復、婁立齊、范泉、劉汝醴、吳天、歸納等人，由大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印刷發行。蔣壽同，江陰人，編有《散文研究》《國文講議》等，曾作為申報新聞函授學校的教材。1940年2月，創辦過現代新聞專科學校，主編過《學生生活》《綜合》等雜志，還集資辦過大地書屋，解放前夕去了香港。曹聚仁在《採訪新記》的《上海人語》一節中有如下一段關於蔣壽同的軼事敘述：

前些日子，記者偶爾聽到蔣壽同已經死了的消息﹔這一個上海人，在香港，真是一個小小的泡沫，誰也不去注意他﹔他死在一間破陋的木屋中，就像死了一隻狗，拖出去埋掉就是了。除了幾個熟人，誰也不曾去談他，要具體來說明上海人在海外的命運，蔣壽同正是一個最適當的例子。他是復旦大學的學生，畢業后由助教而講師，而副教授，筆下也還不錯。他和文摘社那些人關系不錯，因此在上海也一直在搞出版事業。他忽然到了香港，住在復旦同學林君的百貨公司裡，生活也就這麼安頓了。這都是很平常的生活記錄。1950年冬天，他忽然和一位姓朱的（朱某，乃是朱佛定的兒子，和桂系的關系很深），要接辦中國工業銀行，大大熱鬧了一下。那銀行的董事之中，有廣西的財政廳長黃鐘岳，廣東建設廳長黃，電話局長黃，還有什麼醫院的院長，某某銀行的華經理，場面很是不錯。蔣壽同江蘇江陰人，和在香港的紡織界的人頗有交往，自謂可以靈活運用。於是朱克昌做了工業銀行的總經理，蔣壽同任秘書兼經理，大吹大擂地開幕了。開幕那天上午的來賓，幾乎擠滿了兩廣的軍政要人，碰杯與歡笑之聲不絕。也隻熱鬧了上半天，過了中午便出了小亂子。到了第二天，這兩位大經理的戲法便拆穿了，債主盈門，一籌莫展﹔這家銀行，就隻開了半天，便擱淺了。這兩位大經理的至親好友，被拖累的不下四五十人﹔有一位老寡婦，就被他們拖倒了三萬七千多元，以至於生活無著，讓自己女兒做舞女去。這位變成了老千的銀行經理兼教授，他自己也就江河日下，生活艱難，以致一宿三餐都成了問題。他本來有點嗜好，后來吃上了“白面”，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窮極無聊，因為向郵筒偷信被捕，判了幾個月徒刑，等到出獄，生活更艱難，也就死去了。[8]

蔣壽同的結局雖然不光彩，但從《綜合》的編輯傾向看，該刊比較進步。如該刊第2期發表了黃新波的木刻《新生》、葛琴的小說《雪夜》，第4期發表了許廣平的《爭取自由的號角響起來了》、丁聰的漫畫《訓政圖》，第5期則發表了呂驥的《悼星海》、陳煙橋的《我們的藝術家的新任務》等作品。呼吁國民黨還政於民，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內戰，是該刊比較鮮明的主題。當時范長江尚在華中解放區，《論放手創作》也是針對解放區的廣大文藝工作者而言，《綜合》如何組到該篇稿件，詳情則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