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電視節目形態通論》文本特色【2】

創新演繹，用好“知行”之力。如果說對有關文獻的恰當引用，對相關理論的適度借鑒，是作者“認知”的一種結果，那麼，認知認行、“知行相依”的演繹過程，才是作者在探索世界未知事物本質，通曉其來龍去脈的演繹認知過程。《通論》在論述中國電視節目形態“民生化”的價值取向時，首先以《左傳》“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和“民生與民主、民權相互倚重，而民生之本也有原來的生產、生活資料，上升為生活形態、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質需求也有精神特征的整體樣態”[9]為演繹的邏輯起點。依托 “在宏觀敘事裡娓娓道來的小人物和小事件，從生活出發，拿事實說話，使得主題報道鮮活可親，人物立體可信，瞬間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10]和“價值取向上的民眾貼近性、傳播形態上的平民可親性、輿論監督性上的公眾平台性”[11]等“認知”論斷，連結成一個環環相扣的邏輯鏈條。作者據此在經過充分闡釋它們之間有機聯系的基礎上，以《直播南京》等成功“在行”的事實例証，為中國電視節目形態的民生化，推斷出“打造公共平台，構建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的公共空間”，“尋求政府、公眾、傳媒的利益結合點，在導向、民意、傳媒可操作范圍內尋求交匯點”的價值取向。

對引文所指的了然、引論能指的豁然，構成了作者“認行”的有力根據。進而以廣博之“知”，歸結出中國電視節目形態持續創新之“行”的規律。同時，作者還以某些特定文獻中的見解、觀點為參照，聯系中國電視節目形態健康而又不無曲折的發展現實，以抑顯揚，注重了繼往開來的連續性﹔以揚墊抑，突出了承先啟后的可持續性，使其在全面提升論理高度的同時，增強了電視節目形態論述的感召力。

“下智者以眼讀，中智者以心讀，上智者以神讀”。作者以其自有的“期待視野”，精讀“千言萬語”而兼收並蓄﹔作者以其獨到的“接受屏幕”，深諳 “百文百論”而融會貫通。作者正是在經過“博覽、飽讀、解析、闡釋，思考、想象、生發、創造”的“讀者閱歷”之后，才進入了“神讀”的“上智者”之境。惟其如此，才完成了他對中國電視節目形態發展歷程的理性解讀，正可謂上境界之人著上境界之書。

二、從“觀者”到“學者”：《通論》實現了對電視節目形態科學發展的感性詮釋

凝萬象之華，有根有蔓地打造論題的說服力。 清代趙翼在《論詩》中說“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通論》緊跟中國電視節目形態“隨世運”日日“趨新”的腳步，著眼於中國電視節目形態結構、功能、特征的演進、變革，以大量中國電視節目形態發展的過程性真實，通過對中國電視節目形態“日新月異”發展趨勢的形象展示，有根有蔓地打造了論題的說服力。。

解讀典型性個案，以奠定“形態”形成根基強化說服力。《通論》依托中國電視節目形態的發展實踐，選取典型化的個案，在 “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科學闡釋理想化需要、滿足社會需求中，全力彰顯中國電視節目形態的創新方法、元素、路徑、環境。

通過典型交流，在達成同感中強化說服力。《通論》在選取典型性事實例証時，善於將那些具有一般性個案特征的“點”，提升到普遍性的“面”上來展示。作者在闡釋“電視紀錄片節目”歷史源流時，通過《生活空間》“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欄目定語﹔通過“潤物細無聲地使觀眾的人文素質得到提高”的節目功能﹔通過題材更加廣闊，“更加縱深化、集中化”的發展趨勢等典型性特征，開通一條“典型交流”的途徑，從始至終不忘喚起人們的同感。同樣在闡釋“電視談話節目” 的歷史源流時，作者通過引用《藝術人生》典型事例的“經典性、懷舊性、舒緩敘事的風格”的表述﹔通過對“回顧人生境遇解釋成長背后故事”以及對故舊交往細節回憶等溫馨氛圍的描述﹔通過對戲劇元素的融合、對攝影藝術手法的應用、對相聲“抖包袱”技巧的植入的闡釋，搭起一個“典型互動”的平台，有張有弛的引起讀者共鳴。這種自然贏得的“同感”和不經意產生的“共鳴”，自然而然的形成了《通論》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