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電視節目形態通論》文本特色

《中國電視節目形態通論》（下稱《通論》），將多角度理論研究成果的解讀和全景式實踐范例的詮釋，牽系在作者應用理論研究的學術命題上，以其自在形成的經典文本，為人們了解和掌握中國電視節目形態形成歷史過程和創新發展規律提供了科學依據。

一、從“讀者”到“作者”：《通論》完成了對中國電視節目形態發展歷程的理性解讀

納百川之流，有理有據地打造論証的定力。“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不管是對傳播學前沿學術觀點的應用，還是對古今中外理論成果的駕馭，《通論》作者在對電視節目形態歷史縱深的觀照上，對現實電視事業發展路線圖的解讀中，都顯示出其選用引論的慧眼和睿智。《通論》循著時空運行軌跡，形成了納百川之流、兼收並蓄，有理有據地為論証打造定力的文本特色。

以獨到的目光，廣泛汲取傳播學的精華養分。在《通論》的引文中，大到國內外經典論著，小到不見經傳的理論文章，為其所“証”的傳播學觀點和知識比比皆是。在闡釋電視游戲節目的定義時，作者先以“是在某一固定的時空中進行的資源活動或事業，依照自覺接受並完全遵從的規則，有其自身的目標，並伴以緊張、愉悅的感受和‘有別於’平常生活的意識”[1]界定了游戲的屬性。接下來作者在作出“游戲是電視游藝節目的主導創新元素”判斷之后，援引“任何游戲，正像任何信息媒介一樣，是個人或群體的延伸。它對群體或個人的影響，是使群體和個人尚未如此延伸的部分實現重構”[2]的論點，強化了游戲在電視人際化傳播中的競爭性和刺激性。在描述以《快樂大本營》為標志的電視游戲節目發展階段中，引用“廣泛的參與性、多彩的娛樂性、強烈的刺激性”[3]的觀點為電視游戲節目作出定位。至此，從確立電視游戲節目形態的科學定義到其本土化的發展，完成了作者的論証過程。《通論》文本似此以廣泛汲取本學科典章精華為養分孕育論証深度，為學術命題打造起恰如其分有力支撐的自如手法隨處可見。

以開闊的視野，深度尋求多領域的理論支撐。我們注意到，《通論》文本在對電視節目形態形成的理性闡釋中，在對電視節目形態實踐的描述時，為其所“佐”的政治經濟學、哲學、法學、文學、美學、社會學、人文歷史學等學科領域的理論成果俯拾即是。作者在論証中國電視節目形態“人文化”的價值取向時，首先以 “人文精神從本質上說就是指那些關愛‘人’的思想觀念”[4]為“人文化”作了定位。然后，通過引用 “娛樂不僅僅在電視上成為所有話語的象征，在電視上這種象征仍然統治著一切……他們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圖像”[5]的論斷，對電視節目形態在發展過程中，過分追求形而下，導致人文品格缺失的現象進行了指正。在這裡，作者既有縱向對民族文化傳統“開源”，也有橫向對“后現代”傳播理論的“引流”。在《通論》的整部著作中，像這樣以多領域的理論研究成果為依托，恰到好處的為命題尋求有效支撐的自覺無處不在。

在文本的遞進與轉折之中、段落與段落的勾連之間，《通論》應用引論很有無縫對接、瓜熟蒂落之技。作者憑此“獨家之技”運用整體化思維，將自己的學術主張與精華典章經過濡染浸潤之后，再以富有創見性的演繹，穩妥地筑起定力的附著點﹔《通論》文本不管是在體例架構的設計上，還是對篇章格局的鋪排中，理性把握引論可謂得心應手，確有駕熟就輕之功。作者以此“獨門之功”運用一體化思路，在將自己的觀點與百家之言於“內生外化”的基礎上，再通過整合互動的推演，牢固地立起定力的支撐點。

匯千家之言，有筋有骨地構筑論証的活力。“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置身“視界”有著二十年從業經歷的孫寶國，識得“廬山真面目”，皆因“身在此山中”。或許是這個緣故，作者十分注重旁征博引切入的“融會”之效，格外留心論証推演的“貫通” 觀照之力。《通論》以構筑論証活力為取向，形成了匯千家之言、融會貫通，有筋有骨地提升論証高度的文本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