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論》出版前進化思想在中國的傳播【3】

四、《西學考略》與進化思想

1883年，時任同文館總教習的丁韙良（William A.P.Martin，1827∼1916，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在同文館作有關西學的演講，經同文館當時的學員貴榮和時雨花兩人翻譯整理后，於1884年出版，命名《西學考略》。據考証此書正式對達爾文及其進化論進行過評論介紹[14]。書中提及“法國有賴摩（即拉馬克）又創新說……謂動植各物均出於一脈，並非亙古不易。太初之世，天地既分，生物始出， 如水之虫蟄， 其初或一類或數類，后年代漸遠，變形體，分支派，生足而行陸地，生翼而飛青空，又越千萬代，獸之直立者如猩猩之類，漸通靈性，化而為人，此說當時鮮有信之者。”丁題良開篇介紹法國博物學家拉馬克的觀點，1809年，法國博物學家拉馬克發表《動物哲學》一書，相比達爾文《物種起源》的發表，提前了半個世紀，拉馬克在肯定生物具備不斷進步能力的同時，又認為這種能力為上帝所賦予，是生物的本性。因而其主張帶有明顯的目的論色彩，並未從根本上對基督教的形而上學體系構成一定沖擊。丁韙良在文中進一步指出，

“四十年前有英國醫生達爾溫者，周歷四海，查勘各地動植，乃舉賴氏之說而重申之，伊雲各類之所變形者，其故有三。一在地勢，如北方天寒，物多厚毛，南方氣暖，物雖同類而無毛，且地之各層所藏骨跡可以取而証之。蓋天地之生物，皆次第經營而成，實有聰明智慧而為萬物之主宰也，一在擇配各物之形，偶有變異，必求其同形者配合之，如海鳥初不能飛，偶有能飛者，必相聚而傳新類。一在強弱以決存亡，蓋天時之寒暑，地勢之高下，逐漸改變，惟物類之形體相宜者強而能存。[15]”

丁韙良這段文字涉及到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核心要素，如適應環境、變異以及適者生存，並談到人類的起源問題，在此他試圖調和生物進化事實與“主宰者”之間的關系，在承認生物“直接”、“自然”進化的同時，又肯定了“主宰者”的作用。

五、《申報》與達爾文

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閏六月二十九日，《申報》在第404號以《西博士新著<人本>一書》為題，發表了一篇報道：“英國有博士名大蘊者，撰著各書，大顯於世。近世新作者又有《人本》一書。蓋以探其夫宇內之人，凡屬性情、氣血是否皆出於一本也[16]”，在經過書中詳細的論証后，得出結論，“天生之性，亦歸一本”，報道之后，盛贊西人嚴謹治學精神，“西人之用心實學於此，亦可見一斑矣”。文中所稱的西博士“大蘊”即達爾文，《人本》一書就是他在1871年發表的新著《人類的由來及其性選擇》（馬君武譯為《人類原始及類擇》，193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據考証，《申報》的這條消息是達爾文先生的名字及其著作在中國的首次出現，該書出版后一年多就被介紹到了中國，可見速度之驚人，傳播之迅速。報紙作為重要的傳播媒介之一，因其新聞報道簡短、迅速的特點，在晚清時期知識分子引進西方科學知識的社會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六、結 論

西方傳教士在西學大規模被引入中國的背景下，一度充當了西學東漸的主角，進化思想在中國早期的傳播過程中，傳教士發揮了關鍵作用。但嚴復《天演論》的出版，引起了傳教士的恐慌，宗教背景的局限性使他們悄然放下傳播西學的使命。從注重“器藝”和實用性的晚清科技思想導向來看，進化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比起其他注重實用性的科學來說，在90年代后期才得到了重視，並非因為其在科學中的位置，而是因為它與中國社會政治改革、文化運動密切關聯，這與晚清社會的形態有很大關系。

《談天》《地學淺釋》《西學考略》作為早期傳播進化思想的書籍，雖然傳播的內容零散且不成系統，而且多與地質學、考古學相關，但這些新鮮的知識像一股緩慢行進的河流，體現了傳播媒介在科學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價值。期刊、圖書、報紙作為不同的傳播媒介在進化思想中國暴發式的傳播中分別起到重要的推進作用，中西方傳教士則在進化思想傳入中國的早期歷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傳播者角色。

（作者簡介：李楠，陝西廣播電視大學科研處講師﹔姚遠，西北大學學報編輯部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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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傅蘭雅.混沌說[J].格致匯編,1877(7).

[14] 胡衛清.近代來華傳教士與進化論[J].世界宗教研究,2001(3).

[15] 丁韙良.西學考略·西學源流.《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西學譯著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 編者.西博士新著《人本》一書[N].申報,1873-06-29.